他靠在床架上,闭着眼睛。黑暗中有那盏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的,橘黄色的,暖的。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把那个名字说出来,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他会从江临变回林屿,变回那个十五岁的、缺一颗门牙的、被关在403病房里的少年。他不想变回去。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那个人已经死了,死在那条巷子里,死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死在那间没有灯的房间里。活下来的人是江临。江临不认识陆沉舟,江临没有欠任何人一碗牛肉面的钱,江临不会在弹钢琴的时候走音,江临不会在梦里喊“沉舟哥”。但他在喊。他每天都在喊,在自己的梦里喊,在自己的心里喊,在那间没有钢琴的屋子里喊。喊了十八年了,声音已经哑了,但嘴还在动。江临睁开眼,看到对面那栋楼的窗户还亮着灯。深灰色的窗帘拉着,光从缝隙里挤出来,细细的,橘黄色的。“等一下。”他对着那道光说。对面那盏灯没有灭。陆沉舟躺在公寓的床上,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橘红色的线。他把手放在胸口,摸到了那枚钥匙。钥匙贴着他的皮肤,已经被体温捂热了,不再是凉的。这把钥匙不是抽屉的钥匙。抽屉的钥匙很小,银色的,齿槽清晰。他脖子上挂的是那把。但他给江临的那把不是这把,是公寓的钥匙。铁门的,铜色的,齿槽很深,钥匙环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把那把钥匙放在抽屉里,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他给江临的钥匙不是他脖子上的这把,是他身体里的那把。那把钥匙没有金属的凉意,没有齿槽的轮廓,没有重量。但他每天都能感觉到它在他身体里,在胸口的位置,在心房和心室之间,在血液流动的通道里,堵着,不疼,但他知道它在。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橘子味的。他用的洗衣液是橘子味的,和棒棒糖的味道一样。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到了那根棒棒糖的塑料棍——江临还给他的那根,草莓味的塑料棍。他把它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举到眼前。黑暗中看不清它的颜色,但他知道它是白色的,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糖渣。他把它放回枕头下面,闭上了眼睛。在梦里,他坐在一个没有灯的房间里,面前有一架钢琴。琴键是白的,黑键嵌在中间,排列整齐。他把手放在琴键上,按下了陆沉舟的试探第一份合作报告交上去之后,专案组的工作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阿苗在暗网的迷宫里继续追着那个用户§的影子,从一层代理跳到另一层代理,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越来越快,眼下的青色越来越深,但她敲击键盘的声音里多了一种东西——不是急躁,是某种更笃定的、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远处有光时的步伐。小刘带着三个人在海滨城精神病院周边的居民区里走访了四天,问了将近两百个人,拿回了三十多份证人证言。大部分证言都没有价值,只有一个老太太说她在二〇〇五年秋天看到过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精神病院后面的巷子里抽烟。她说那个男人“长得挺斯文的,戴眼镜,看起来不像坏人”。她记得他的车是灰色的,但记不清车牌号了。老周把四份尸检报告做成了一个大表格,每一项指标都列了出来——死亡时间、药物剂量、针孔位置、皮肤反应、器官损伤程度。他把那些数字横着比、竖着比、斜着比,在表格上画满了箭头和圆圈。专案组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打印机的墨粉味、速溶咖啡的苦味、老周带来的卤味拼盘的酱香味、还有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连续加班多日之后特有的那种疲惫的气息。这些气味混在一起,在暖气片烘烤下发酵,变成了一种让人说不清是清醒还是麻木的味道。陆沉舟坐在他的工位上,面前摊着四份尸检报告的打印件。他已经看了三遍了,但他没有在看那些数字。他的目光落在纸面上,但没有聚焦,他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在他的对面,江临正低着头,翻着那本从老韩那里借来的二〇〇五年办案笔记。老韩的字很难认,笔画潦草,很多地方连成了片。江临看得很慢,每看一页都要停下来想一想。陆沉舟的目光从纸面上移开,落在江临的侧脸上。江临低着头,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半边额头,他的睫毛微微颤着,嘴唇上那道裂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像一小片干涸的河床。他的手指按在纸页的边缘,拇指在纸张的边角上一下一下地摩挲着,发出细碎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