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我打电话。凌晨三点。知道我的手机号,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过去的事。”陆沉舟停了一下,“他叫我‘小沉舟’。”老韩沉默了。“他说‘好久不见’。他说‘你找到他了吗’。然后挂了。”老韩还是没说话。陆沉舟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咔哒,然后是一声深深的、长长的吸气。老韩在抽烟。凌晨三点,在被窝里,点了一根烟。“你认识这个声音?”老韩问。“不认识。但我知道是谁。”“谁?”“沈鹤亭。”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很长,很轻,像一个人把积攒了很久的一口气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吐出来,吐到最后,肺里什么都没有了。“他来找你了。”老韩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低到像一个人在说一个他很不想说、但他知道不说会更糟的事实,“你查到他了,他就来找你了。他不会让人翻他的底。他会先动手。”“他动不了我。”“他不需要动你。他只需要让你知道,他在看着你。”老韩又吸了一口烟,吐气的声音在听筒里像一阵风,“让你知道你每走一步,他都知道。让你知道你每查到一个线索,他都会在你看到它之前把它拿走。让你知道你还差一点就能抓到他的时候,他会从你的指缝间滑走,然后在你耳边说,‘下次’。”陆沉舟握着手机,听着老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老韩。你见过他吗?”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见过一次。”老韩说,“二〇〇五年秋天,林屿失踪两个月后,我去海滨城精神病院调查。他在办公室里等我,好像知道我会来。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对我说:‘韩警官,你辛苦了。但你找错地方了。’然后他站起来,送我出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老韩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不是电话断了,是他的声音断了。他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把后面的话卡住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变得更低了。“我当时以为他在说林屿会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不是林屿。他说的是你。”电话挂断了。陆沉舟坐在床边,手里握着那个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窗户的缝隙里有风灌进来,细细的,凉凉的,像一根冰凉的、无形的手指在他后颈上轻轻划了一下。他没有缩脖子。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灯光在天幕上涂抹出的那片浑浊的橘红色。他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凌晨三点零一分,沈鹤亭来电。他说:“你找到他了吗?”他看着这行字,把这二十三个字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手机放在了枕头旁边。江临是被一个声音惊醒的。不是手机铃声,不是敲门声,是风。窗户没有关严,留了一道缝,风从缝隙里挤进来,吹动了桌上的台历,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像有人在鼓掌,一下,一下,一下。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灯还亮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光很白,很亮,亮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从被子下面伸出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了,时间显示:凌晨三点十二分。他握着手机,躺了一会儿。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从走廊里传来的声音。不是风,不是水管,是他的手机在振动。不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在手里。是别人的手机,是隔着墙壁、隔着走廊、隔着几道门的、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的振动声。那个房间在走廊的另一端,重案组办公室的旁边。陆沉舟的房间,不,是他办公室旁边的房间——他不睡在办公室,他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寓。但那个振动声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这栋楼里传来的。凌晨三点,有人在办公室。他坐起来,把手机放回床头柜,穿上拖鞋,走出了宿舍。走廊里很暗,声控灯没有亮。他没有跺脚,没有咳嗽,没有做任何把灯点亮的事。他在黑暗中走着,步伐不快不慢,脚底和地面之间几乎没有摩擦。他走过技术科,走过法医室,走过水房,走到那扇门前。重案组办公室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光。不是台灯的光,是日光灯管的光,白亮的、均匀的、把这个房间里所有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阴影的光。他站在门口,没有敲门。门从里面开了。陆沉舟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个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袖t恤,没有穿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棉拖鞋。他的头发是乱的,眼睛下面的青色比白天更深了。他看到江临,没有问“你怎么在这里”,没有说“你怎么还没睡”,什么都没有说。他侧了一下身体,让出了门口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