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陆沉舟说。林屿把一瓶可乐递给他,瓶盖上已经用起子撬开了,噗的一声,气泡涌出来,顺着瓶壁往下淌,在他的手指上留下一道糖分的痕迹。林屿吸了一口自己那瓶,满足地发出“哈”的一声,然后仰起头看天。“沉舟哥,你说星星上面有人吗?”“不知道。”“我觉得有。”林屿认真地说,“不然它们干嘛一直在那儿?没有人的话,它们早就灭了。”陆沉舟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但懒得纠正。他看着林屿的侧脸——少年的眼睛很亮,比天上的任何一颗星星都亮。那种亮不是反光,是从内部发出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燃烧,烧得又安静又热烈。“沉舟哥,我以后要当钢琴家。”林屿忽然说,语气很笃定,像是在宣布一个他已经决定好的事实。“哦。”“你不信?”“信。”陆沉舟喝了一口可乐,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激得他打了个颤,“但你得先把缺的那颗牙长出来。”林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露出那个黑漆漆的缺口。他用舌头舔了一下那个缺口,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但很快又抬起来了,目光越过围栏,看向远方。“等我当上钢琴家,就在最大的音乐厅开演奏会。到时候你坐在第一排,穿西装,打领带,给我献花。”“我不穿西装。”“那就穿警服。”林屿转过头看着他,“你不是说要考警校吗?以后你当警察,我当钢琴家,咱俩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他没说完。因为陆沉舟的母亲在天台上喊他们下去吃西瓜。两个人拎着可乐瓶往回跑,林屿跑在前面,踩着拖鞋的脚步声噼里啪啦,像放了一串小鞭炮。那是十八年前的夏天。那是他还来得及保护林屿的时候。那是他还不需要在深夜里独自上天台,对着空无一人的城市,对着吹了十八年也没有停的风,说一句没人听得见的话。陆沉舟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看了一眼。糖已经被咬碎了,只剩一小块还黏在塑料棍上,橘子味的白色糖体在夜色里泛着淡淡的光。他把剩下的糖含进嘴里,塑料棍揣进裤兜——他不会乱扔垃圾,这是他的习惯,也是林屿的习惯。那个少年连可乐瓶都要走半条街找到垃圾桶才肯丢。“林屿。”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很低,低到风一吹就散了。没有回音,没有回应,只有他自己听得见。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从十七岁想到三十五岁的问题:如果那天他回头,如果他没有跑,如果他也被那辆白色面包车带走,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林屿不会替他失踪。他不会愧疚十八年。他会和林屿一起面对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起被关在那间403病房里,一起被扎针,一起被训练成某种东西,或者一起死。那样至少,他们是在一起的。陆沉舟深吸了一口气,把肺里的空气全部挤出去。他的胸腔里有一股酸涩的东西在涌动,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的、模糊的、无法命名的东西。他抬起头,看着南边的天空。城市的灯光把夜空染成了橘红色,看不见几颗星星。但他还是努力地找,找一颗最亮的,想象那上面有一个人,正在看着他,正在等他。“我找到线索了。”他对着那颗看不见的星星说,“你再等等。”他在天台上又站了十分钟,风吹干了他眼角的一点点潮湿。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需要看到。他转身往回走,鞋底踩在防水卷材上,发出细微的、黏腻的声响。伸手去推那扇铁门之前,他停了一下。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感觉到了什么——一种很微妙的、几乎不存在的感觉。像有人在看他的背影,目光落在他肩胛骨的位置,温度不高不低,距离不远不近。他没有回头。铁门被推开,铰链发出和来时一样尖锐的摩擦声。他走进楼梯间,脚步声在消防通道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最终被关闭的铁门吞没了。---楼下另一栋楼的天台。隔着一栋楼的间距,隔着十八年的时光,江临站在那里。他站在天台的边缘,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面朝北。北边是市公安局的办公楼,灰白色的建筑在夜色里显得沉闷而庞大,只有少数几个窗户还亮着灯。重案组在七楼,灯已经灭了。但十五楼的天台上,刚刚还有一个人。江临看见了。他看见陆沉舟走上天台,看见他在围栏边站了很久,看见他的外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看见他拿出棒棒糖,看见他的头仰起来,面朝南边的天空,嘴唇翕动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