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写字。”元娘说。
大姐把缝纫社的夜活带回家里做,灯下飞针。钱不多,可每月总能多出一点。那一点,有时换成二姐的铅笔,有时换成三妹的药,有时换成半斤全家入口的红糖。
有天夜里,二姐写累了,小声问:“我还要不要上学?”
元娘针不停:“要。”
“可是学校总不开。”
“开了就去。不开,就在这儿。”元娘抬眼看她,“用处不是现在问的。现在只问你,手里这支笔,还断不断。”
二姐握紧铅笔。“不断。”
窗外雪粒打在窗纸上,细细的。炉边那本蓝皮本子一页页厚起来。
三妹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晚上,她能靠在二姐身边,看她写完一页;不好的晚上,就只把眼睛睁着,听铅笔在纸上轻轻响。
有一回她忽然说:“姐,你以后要是走远了,教我的字,我会不会忘?”
二姐一愣:“谁说我要走远?”
“我就是问问。”
二姐把本子转向她:“那就天天看一眼。看一眼,就不容易忘。”
三妹点头,把“舟”字又在手心画了一遍。
大姐缝到深夜,起身活动手指时,看见姐妹俩挤在炉边,灯影把两个人的脸照得很近。她没有说话,只去水壶边倒了半碗热水,放在二姐手边。“喝一口。”她说,“写太久,嗓子干。”
二姐“嗯”了一声。热水不甜,可喝下去,胸口暖了一截。
这一年里,外头的消息时紧时松。胡同口有时多几张新糊的纸,有时又被雨打烂。学校的铃响得少,孩子们在巷子里跑的时间反而多。二姐偶尔也出去,和巧巧在墙根跳两下绳,可跳着跳着,她总会想起炉边那本没写完的页。
“你怎么老惦记回家?”巧巧问。
“我妈等着。”
“等你做什么?”
二姐想了想:“等我写字。”
巧巧撇嘴,却也没有笑话她。她只把绳把塞回二姐手里:“那就再跳最后一个。跳完你回去。”
二姐跳完,把绳还给她,往家跑。跑到院门口,鞋底的雪末还没抖干净,就听见里头炉火轻轻一响。元娘已经把木板架好了。
腊月将近的一天晚上,二姐把蓝皮本翻到最后几页,忽然发现自己写过的字连成了一条细细的线。从夏到冬,从“天地”到“舟”,从歪到正,从生到熟。她没有跟人说,只把本子合上,用手掌轻轻压了压。
三妹在被窝里迷迷糊糊问:“姐,写完了吗?”
“今天写完了。”
“明天呢?”
“明天再写。”
元娘吹灭了灯。屋里暗下来,只剩炉口那点暗红。大姐的针线放在枕边,元爷在里屋翻了个身,床板轻轻响了一下。
二姐躺下,手还留着铅笔的薄茧。窗外什么都看不清。可她知道,本子在枕下,三妹的“舟”字在手心里,大姐订的线脚还在,母亲暖过她的那一点热也还在。
课可以停,人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