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停,就是一年多。停课的日子一长,日历上的格子就失去了用处。
有时通知复课,去了两天又散;有时集合听完话,人就放回来。二姐的书包渐渐轻了,轻到只剩一个空壳。她早上仍旧出门,走到学校门口看一眼,再回家。
元娘不让她空着。“课开了就去。”元娘说,“不开,就在炉边学。人不能空着。”
二姐问:“学什么?”
“字还在,数还在。”元娘把炉火拨开一点,“你以前会的,别丢了。”
旧练习簿早用完了。大姐从缝纫社带回一叠裁下来的纸边,反面还有粉笔印和浅浅的尺线。她晚上坐在灯下,把纸裁齐,拿针线订住,订成一本厚薄不均的本子。
封皮是块蓝布头,毛边,却干净。
“社里不要的。”大姐说,“你别弄丢。”
二姐接过本子,摸了摸线脚:“姐,你眼睛不酸吗?”
“缝衣服还不是一样。”大姐把剩下的碎纸叠好,“你写满了,再跟我说。”
炉火压到最小的时候,屋里才真正静下来。
元娘把一块小木板架在膝上,当作桌子。二姐坐在小板凳上,膝盖抵着木板边,半截铅笔在手里转了两圈,才落下笔。写什么呢?
元娘说:“把你认得的,先写一遍。写正。”
二姐便写:天地、人口、水火、上下。写到“舟”字时,三妹凑过来,盯着看了很久。
“这个像小船。”三妹说。
二姐点头:“就是船。”
三妹伸出手指,在自己手心画了一遍,画歪了,又画第二遍。她咳了两声,把脸侧开,等咳停了,才小声问:“我能写吗?”
二姐把铅笔递给她。
三妹的字比她小,也比她轻。写完,她把自己的手心翻给二姐看:“像吗?”
“像。”二姐说,“下一笔再直一点。”
元娘在一旁补袜子,针线没有停,嘴角却松了一点。
元爷有时在里屋抽烟,烟味漫出来。他看一眼炉边,不拦,也不夸。只有一回,他从码头带回半张旧报纸,纸边油渍,丢在二姐手边。
“上面有字。”他说,“认识的,抄。不认识的,问你大姐。”
二姐把报纸展平。标题很大,她只抄认得的。抄着抄着,听见远处隐约的高音喇叭,声断在风里,像一句到不了这个胡同的话。她没有追着听。
铅笔短到握不住时,大姐又给她找来一截更短的,拿布条缠住笔头,勉强能写。二姐写慢了,字却比以前稳。有一回她写错了,用橡皮反复擦,纸破了一小块。
元娘按住她的手:“别擦了。旁边重写。”
“破了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不要紧。”元娘说,“要紧的是你还在写。”
入冬以后,煤更紧。炉火常只剩一点暗红。二姐手指冻得弯不直,字就丑。元娘看见了,把她的手按在自己脖颈里暖了暖。脖颈很细,却有热。
“暖了再写。”
二姐问:“妈,你冷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