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之后,屯子里下了三天大雪。
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大暴雪,是细雪。东北人管这叫"清雪",一下就是三天,不大不小,没完没了,像天上有个筛子在漏。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的,白天晚上一个声儿。
我爷醒过来了。
不是那种回光返照的清醒——是真正的、踏实的清醒。第三天早上我进屋看他的时候,他靠在炕头上喝粥,二姑给他熬的小米粥,里面卧了个鸡蛋。他端着碗,手不抖了,眼神也清亮了。看见我,他点点头。
"坐。"
我坐到炕沿上。屋里热得很,炕烧得旺,窗玻璃上结了一层冰花。我爷喝了一口粥,慢慢咽下去,然后说:
"后山那坑,你去了?"
"去了。"
"看见啥了?"
"看见小满了。"
他筷子停住了。粥碗搁在炕桌上,冒着热气。他看着那碗粥,看了很久。
"她啥样?"
"不冷了。"
他点点头。然后端起碗,继续喝粥。喝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在品一个什么味道。喝完最后一口,他把碗放下,擦了擦嘴。
"那就好。"
就三个字。不是感慨,不是释然,就是一种很平的陈述。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五十年压在心口的东西,他说出来就三个字。
但我知道那三个字有多重。
那天上午,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一会儿,白花花的,照在雪地上刺眼。我出门,踩着雪往屯子中间走。三天没出屋,我想看看屯子什么样了。
不一样了。
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房子还是那些房子,苞米楼子还是那些苞米楼子,小河沟还是结着冰。但感觉不一样。那种压在空气里的东西——不是冷,是一种沉闷——散了。像一间关了很久的屋子,终于开了窗。
我走到井台边打水。井台边站着两个人——老李头和另一个大爷,姓马,是我爷的老邻居。他们看见我,没像前几天那样眼神闪躲。老李头甚至还冲我点了下头。
"打水?"他问。
"嗯。"
"你爷咋样了?"
"好多了。能喝粥了。"
老李头"哦"了一声,低头磕烟袋锅子。马大爷在旁边说:"德山这关算是过了。"
"什么关?"
"坎儿。"马大爷说,"这关不过,人回不来。"
我没追问。东北老人说话就是这样,话里有话,但你别问。问了他们也不说,或者说过了你也不懂。
我提着水桶往回走。路过孙秀芝家的时候,院门开着。她站在院子里,正在扫雪。看见我,她停了扫帚。
"来了。"
我走进院子。她把扫帚靠墙放着,拍了拍身上的雪,领我进屋。
屋里还是那样——暗,热,炕上堆着杂物,烟袋锅子搁在炕沿上。她坐到炕沿上,摸出烟装上,点着了。
"你爷好了?"
"嗯。能喝粥了。"
她点点头。抽了一口烟,吐出来。烟味很冲,在屋里散不开。
"那就好。"她说,"他这关过了,赵家的债也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