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过了半个月,靠山屯的雪化得只剩背阴坡还有白。苞米地翻了两垄,黑土翻出来,湿漉漉的,冒着土腥味。
我爷的身子又垮了。
不是突然垮的。是一天不如一天。能下地,能走路,但走不了远。从院子走到院门口,就得靠着墙喘半天。他嘴硬,说没事,春困。二姑不说话,但每天熬药,一砂锅接一砂锅的,屋里全是苦蒿味。
我知道不是春困。
赵家的血。我滴了。木牌认了。钉子钉了。但钉子钉住的不只是坑里的东西。也钉住了我爷。
五十年。他的血压了坑口五十年。现在换了我,他的血撤了。撤得太快,身子扛不住。像一根绷了五十年的弦,突然松了,不是轻松,是散了。气血一下子空了。他不是病。是亏。亏了五十年的本,一下子还了。
我每天给他熬参汤。老李头给的野山参,不大,但年份够。我爷喝下去,脸上有点血色,但过不了多久又白回去。
"你别熬了。"他说,"浪费。"
"不浪费。"
"那参值钱。"
"你值钱。"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三月二十。邮递员来了。靠山屯一个月来不了两次信。这次送来一封信,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是托人捎来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赵承安收
字迹很工整。不是二姑的。不是我爷的。不是屯子里任何人的。
我拆开信。里面一张信纸,折叠得整整齐齐。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开头一行:
承安:
我是程文远。
我手一抖。信纸差点掉地上。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到。有些事,我必须先告诉你。
我爷爷的笔记我找到了。不全。他死前烧了一半。剩下的被我父亲藏了起来,我去年才翻出来。笔记里写了靠山屯、后山旧坑、1968年冬天的事。也写了赵德山。
笔记里说,坑里的东西不是地质现象。是"活的"。他用了这个词。活的。他在笔记里反复写:不能让它出来。不能让它找到我。不能让它认出血脉。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疯了。一个地质学家,写这些东西。但小年夜那天晚上,我看见了后山的光。
绿光。从坑底往上涌。整个靠山屯都看见了。我站在窗户后面,看着那道光,知道我爷爷没疯。
我第二天就走了。不是逃。是去找东西。
笔记里提到一个名字:孙秀芝。你爷爷的师妹。我爷爷写,如果有一天他回不来,去找孙秀芝。她知道剩下的事。
我走之前去找了她了。她没见我。但我从窗户缝里看见她在做一件事——她在烧东西。烧了一堆纸。纸灰飘到院子里,我捡了一张没烧完的。上面有字。
"程家血开,赵家血封。两血合,坑开。两血分,坑闭。"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你知道。
我去了省博物馆。查了1968年之前的馆藏记录。我爷爷走之前,有一件东西丢了。登记册上写的是"待查"。但借阅记录里有他的签名。1967年12月。他借了一份档案。档案编号:J-1943-07。
我查了那个编号。档案还在。是关于1943年日本人在长白山做的一件事。
具体我不能写。写了这封信也送不到你手里。但我告诉你结论:坑里的东西,不是山生的。也不是我爷爷放进去的。是日本人放进去的。1943年。
我爷爷1968年炸坑,不是第一次开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日本人开的。他炸开以后,发现坑里已经有了东西。他放进去的东西,和日本人放进去的东西,合了。
合了之后,变成了现在坑里的那个东西。
笔记最后一页,我爷爷写了一句话:
"它认得我。它叫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