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三更。
汴京东水门外,码头睡了。白日里千帆相衔的水面,只剩缆绳勒着木桩,偶尔吱呀一声。仓房里点着一盏油灯,火苗被门缝里的风压得很低。
几个汉子撬开一只药箱。辽东参的大参箱,三层,上层黄绢垫底,参一根根码得齐整。汉子们不理会上层,径直往下拆。
穿绸袄的先生站在旁边,不伸手,只抬了抬下巴:“那两箱。”
第三层参起了底。油纸裹的东西一块块压进底下的夹层,塞严实,钉死,撒一层参须断末。
年轻些的跟班凑近灯,鼻子抽了抽,扭头看先生。
先生眼皮没抬。
跟班把话咽了,低头递锤。
钉子敲进底板,一下,一下,闷在木头里。
活做完了。跟班搓着手:“钱掌柜,齐了。”
绸袄先生没应声。他把两只箱子推回原位,袖子抹掉箱角的粉笔记号,才直起腰,朝仓房外黑沉沉的码头望了一眼。
门外,不知谁接了一句官腔,不高,不低:
“明儿一早,市易务来人验船。”
油灯灭了。
第三日,黄昏,药膳坊的灶上,一锅参汤正守着火候——码头的消息,踩着那咕嘟声进了门。
次日一早,天没亮透,她已经站在东水门外。
码头上人声鼎沸。天光顺着汴河铺过来,几十艘漕船挤挤挨挨泊在岸边,桅杆密得像一片冬天的树林。货垛挨着货垛,麻袋摞得比人高;牙人袖着手在垛子间穿来穿去,嘴里报着行市;岸上的脚店挑出幌子,蒸笼的白气一团一团,混进河面的雾里。
她那船药泊在里侧第三排,船身吃水很深——货都还在,人却近不得。跳板头上站着市易务的吏员,袖着手。
“我是赵家药铺的,”她说,“货单在这里。”
吏员眼皮都没抬:“货主赵德昌。你是他什么人?”
“铺子里管事的。”
“官府认货主,不认管事。”吏员把话封死了,“要么赵德昌本人来,要么递状子,回家等传。”
她被人流挤到外围。船是看得到了——桅杆上系着封条,苫布捆得整整齐齐,两个差役守在跳板头上。看得到,近不得。
是船老大先来找的她。老头子五十来岁,脸叫河风吹成酱色,从人堆里挤过来,压着嗓子:“姑娘,借一步说话。”
船老大指望赵家把船捞出来——船被扣一日,就要赔一日,他一家老小吃住都在船上。
“姑娘,这事不在货上。”老头子说,“在码头上。”
“什么意思?”
“去年秋里,你们那船药误了冻河前的船期,”老头子一字一字往外递,“你们东家换了船行,泊位也从南头挪到了这北岸。”
“换船行、挪泊位,有什么讲究?”
老头子四下看了一眼,声音压得更低:“老码头的规矩。有些钱,从前船钱里带着就交了,不用你们另出,东家怕也不清楚。如今换了大船行,人家不认码头这笔旧账——钱断了,可不就记到你们头上来了。你是新人,不懂这事。”
“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