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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第2页）

商业可以通过贸易先获得巨大利润，再通过贸易交换粮食。最典型的要数古代地中海周围的文明，腓尼基人、古希腊人、迦太基人通过航海在地中海区域开展贸易，购买粮食。可是战国时，华夏大地上的诸侯国可以重商吗？答案是不可以。

从环境来讲，地中海相当于一个内湖，竖起帆、**起双桨就能做生意了。而李悝变法的魏国深处内陆，在黄河旁边，魏国人连海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没有海运不可能发展出强大的贸易。

所以在李悝看来，提高粮食产量才是王道，魏国必须重农，指望商业来提高国力是不行的。再说，中国古代君王最讨厌的就是人口流动，人都跑去做生意了，找谁征兵，找谁修黄河堤坝？

魏国走重农主义路线，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首先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与积极性。魏国作为独资企业，魏文侯作为老板和唯一股东，独自占有所有的土地与百姓，绝不会分给中层干部。

赵、魏、韩三家在瓜分晋国前，就把自己领地上的土地授予老百姓耕种，不许贩卖，自己收租子当地主，这就是“授田制”。

魏国的基层员工都是小农，国君作为全国最大也是唯一的地主，是小农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坚决杜绝地主存在。自家的地都是祖上分封和用命抢来的，怎能允许老百姓私自贩卖？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允许私自贩卖土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钱的人就会炒地皮，大量兼并土地，自己当地主。人都有个天灾人祸，小农急需用钱时把地卖给地主，自己就变成了佃农。佃农给地主打工交租子，万一地主是个黄世仁，抬高租子逼得佃农活不下去，佃农跑了怎么办？

如果国内出现地主，国君征收赋税时该找地主还是找佃农？更可怕的是，大量土地兼并，会导致基层百姓流离失所，到时国君去哪里征兵？另外，如果土地被地主兼并了，哪还有土地奖励给有战功的军人？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王朝土地兼并严重时，它就由盛转衰，财政难以为继，征兵征不上来，只能搞募兵制，结果将领拥兵自重。

在李悝眼中，魏国基层员工家庭最理想的模式是五口之家。李悝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意思是，一家五口人，可以种一百亩的地，一亩地一年可以上交国家粮食一石半，一百亩地合计上交一百五十石粮食。

只有保护好小农，才能稳定魏国的基层，粮食、兵源也会滚滚而来。

为了稳定魏国的经济基础，李悝颁布了影响后世的法令——《平籴（dí）法》。

粮食市场上一直有这么个怪圈，那就是“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就是说粮价太便宜了，农民入不敷出；粮价太贵，城市居民负担不起。只要粮食价格存在波动，商人就会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最后导致农民破产，国家财政困难。

粮食丰收时，粮价会下跌。为避免粮价下跌，政府会根据丰收情况买进农民手中多余的粮食，然后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粮食歉收时，粮价会上涨。为避免老百姓吃不起粮食，政府就会根据歉收情况，平价出售粮食。

李悝不光颁布《平籴法》从法令角度保护小农，更在政策上鼓励农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一政策叫“尽地力之教”，说通俗点，就是能种的农作物全都要种，地里能种什么就种什么，不留一块空地。

李悝要求田里要种小米、黍子、麦子、大豆、麻五种作物。万一其中一种农作物遇到灾害，靠其他农作物也不会饿死。住宅的四周也不能空着，全部利用起来。院子里要多种些瓜果蔬菜，还要多种树，但不能乱种，必须种桑树。

如果在战国时期对炒地皮的人和商人做问卷调查，问他们最痛恨的人是谁，李悝肯定高票当选。可也正是李悝，确保了百姓安居乐业，壮大了小农经济，提升了魏国国力。

魏国蛋糕做大了，下面就看怎么切蛋糕了。

李悝要替魏文侯制定一套划分蛋糕的规则，也就是财富分配制度。这关乎每个人得到蛋糕的大小，如果划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

李悝实行变法，其实就是要实行中央集权，让国君大权独揽。在魏国，只能是国君一人说了算，决不能出现春秋时司空见惯的大夫犯上作乱。所以魏国划分蛋糕的人，必须是国君。

春秋时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那时的晋国，一个大夫没有几百年的家族史，都不好意思在朝堂上混。这样的家族会长期垄断权力，霸占着国家财富的大蛋糕，不愿与人分享，阻断有才能之人的晋升渠道，更易形成不稳定因素。

李悝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彻底废除世卿世禄。想要往上爬，必须靠自己的功勋。想吃老本？门儿都没有。

春秋末期，当魏国先祖还是晋国的大夫时，就在自家领地上搞起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层干部干不好就换人，世卿世禄在魏国已没有滋生的土壤。废除世卿世禄，能彻底根除大家族的威胁，为国君消灭潜在的对手。这种能保障自己的子孙永远都是国君的政策，魏文侯是大力支持的。

工作绩效在魏国成为个人分得蛋糕大小的唯一依据。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你出身高低贵贱，只要是人才，我魏国就愿意高薪聘用你。你在魏国没有背景也不要紧，只要你干得好，国君给你当靠山。你只要踏实肯干，就能在魏国出人头地，房子、车子都会有，干得特别出色的还有土地赏赐。不过魏国赏赐的土地是食邑，可不是封地，你可以享有土地的赋税，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及行政权仍归国君所有。

魏国开始变法后，各国也争相效仿，无数平民进入国家高层，布衣卿相在战国时变得很常见。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有心术不正的人对自己分的蛋糕不满。那么如何惩戒或警示这些人呢？这就要依靠刑罚了。

在春秋时，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晋国的赵鞅就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铁鼎上公示。可是这些法律都不成系统。

李悝担任相国后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来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分蛋糕规则，并惩戒和威慑那些不听话的人。这部法典并不是即兴创造的，其中很多条文都是李悝结合前人与自己一线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

《法经》成为法家成员心目中的“圣经”，更是中国法学思想的老祖宗。

有人会说，法家是残酷邪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要削人头、断人腿。这话如果让李悝听到了，他会愤怒地说：“这锅我不背！《法经》是管理国家的手段，我内心要实现的是儒家的德政！”

有一次李悝与魏文侯探讨人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魏文侯问：“刑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李悝回答：“都是奸邪**逸引起的。一个人如果饱受饥寒，就会去偷盗杀人；权贵如果**逸，就会追求奢侈的生活，会为了住豪华的大宅院而侵占农民的田地；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此时就不得不用法律来制裁他们。”

魏文侯一边听一边点头。

李悝继续说：“治理好国家，要让百姓安居乐业，教化百姓礼义廉耻。以德治国，这是‘本’；靠刑罚维护秩序，这是‘末’。作为君主，决不能舍本逐末！”

李悝虽是法家开山鼻祖，但他的骨子里流的是儒家的血。对他来说，刑罚只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要让国家真正强盛，仍是靠国君体恤百姓。

春秋时代，法律成为纵容贵族欺压百姓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春秋时法律的核心思想。那时的大臣都是贵族，有地有兵，如果看国君不顺眼是有资本造反弑君的。而《法经》在惩戒权贵方面有了大大的进步，如果相国与将领接受行贿，他身边的办公人员全部要被诛杀，虽然没有直接诛杀国家高干，但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当时的公务人员都是胆战心惊，如果他们发现领导有不法行为，一定检举揭发。

李悝的《法经》不光维护公平正义，更保护了老百姓的权益。

李悝用一句话概括了《法经》的终极奥义：“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意思是，一个国君要行王道，首要任务就是惩治盗贼。小老百姓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就是他们最挂念的事。古代刑罚中，对百姓私有财产的侵犯称为“盗”，对人身伤害称为“贼”。只有让老百姓有安全感，能踏踏实实地工作，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李悝变法让魏国实力大增，如同“氪金”一般迅速崛起。作为“氪金玩家”，魏国接下来要找人练级、下副本。它很快就瞄准了一块大肥肉——中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