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北行前的第十三天,苏凤鸣照例在睡前翻一遍总账。
这个习惯是她穿过来之后养成的。原主母亲陈氏留下的账册里,每一笔都记着经手人、日期和用途,哪怕是一文钱的碎账也不漏。苏凤鸣把这种习惯继承了下来,每天睡前花两刻钟把当日流水拢一遍,既是对账,也是让自己在脑子里重新过一遍铺子里的每一处动静。
但今晚翻到第三本账册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住了。
这一本是总号前年的旧账,原本只是随手翻翻,但她翻到五月末的那一页时,发现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进出记录:现银支出五十两,用途栏写着“代付西城义仓米款”,经手人签的是二叔苏文忠的名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注:“三日后收回本息。”
苏凤鸣把这一页折了角,往前翻了几页。类似的记录还有三笔:三月中支出一百两,四月初支出一百二十两,四月末支出一百两。用途栏写的分别是“代付北门药铺”、“代垫盐商沈氏急用”、“代付漕运帮工钱”。每一笔底下都注了“几日后收回本息”,数目不大,但频率很密,而且经手人全是二叔苏文忠。
她把这几页并在一起看了一遍。这些记录表面上看都是正常的“代付周转”——苏家铺子从前也做过这种帮人垫钱、收取薄利的中间生意,并不算违规。但苏凤鸣注意到两个细节:第一,这些代付款项的“本息”回收方式,在账册上没有明确记录——还了多少、什么时候还的、有没有利息,一概含糊不清;第二,这些款项的“代付”对象,除了盐商沈氏之外,其余的义仓、药铺、漕运帮工,全部是市面上流动性强、监管松散的行业,钱一旦转进去就很难查清去向。
苏凤鸣合上账册,坐在油灯下想了一会儿。
她又翻回第一本账册,重新核对五月末那笔“代付西城义仓米款”前后几天的进出。发现同一天里,总号有一笔三十两的现银入账,用途栏写的是“苏文忠暂借款归还”。金额不对——那笔代付是五十两,怎么才还了三十两?剩下的二十两去了哪里?账册上没有任何说明。
苏凤鸣翻开第四本账册继续查。这一查发现了更多蛛丝马迹: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二月,苏文忠经手的所有“代付周转”加起来,名义上支出的银子将近八百两,但实际回收的只有不到三百两。剩下的五百多两在账面上被记为“对方迟延未还”,挂在应收款一栏里,一直没有清掉。而苏文忠去年底分家的时候,这些“应收未收款”全部划归了二房,大房这边等于白白损失了几百两。
但苏凤鸣关心的不是这几百两银子。她关心的是这些钱去了哪里。
第二天一早,她没有去铺子,而是带着那几本账册去了林记香粉铺找林掌柜。林掌柜在扬州做了几十年生意,对城里的三教九流都有耳闻。苏凤鸣把那几笔“代付”的日期和金额抄在一张纸上,隐去了经手人姓名,递给林掌柜看了一眼,问他:“林叔,您见过这种路数的生意吗?”
林掌柜戴上铜框眼镜看了半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他把纸放下,声音压低了几分:“苏东家,你这些数目不算大,但频率太密了。代付义仓、代垫药铺、垫漕运帮工钱——这些都是流动人口多、银钱进出杂的地方。这种地方做‘代付’,通常不是正经生意。”
“那是什么?”
“地下钱庄。”林掌柜用食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你这些代付的银子,表面上是帮人垫钱收息,实际上是钱庄在往外放款、往里洗钱。义仓和药铺的进出银两多,漕运帮工那边人头杂、来路乱,走这几条道,银钱进出去向查不清。你二叔经手的那些‘代付’,很可能是在替某个钱庄做账。”
苏凤鸣心里一沉。她之前查二叔侵吞那批货的时候,只查到货和院子,没有往账目上深挖。现在回头看,二叔苏文忠的胆子比她想象中大得多。侵吞总号的货只是明面上的事,暗地里他还替地下钱庄做过账。
“林叔,”她问,“扬州城里有几家地下钱庄?”
林掌柜伸出两根手指,又把其中一根弯了下去:“明面上没有,但暗底下有一家。姓周,从前是漕帮出身,后来专做银钱生意。他手底下养了一帮人,专门在城里的义仓、药铺、码头这些地方设眼线,用‘代付’的名义把银子放出去、收回来。跟他沾上的人,不是贪了银子跑路,就是被他捏着把柄拿捏一辈子。”
苏凤鸣把那几本账册收好,谢过林掌柜,回了铺子。她坐在柜台后面把整件事重新梳理了一遍:二叔苏文忠从前年就开始替这个姓周的做账,用苏记总号的流水做掩护,把银子以“代付周转”的名义转进转出。那些“应收未收款”表面上挂着是别人欠苏家的钱,实际上是钱庄的钱在苏记的账册里过了一道水。二叔分家的时候把这些账目全划给了自己,大房这边干干净净的,看着像是苏文忠自己贪了那几百两。但那些钱的去向——到底是真的进了二叔的口袋,还是被钱庄那边吞了,二叔自己也只是个背锅的?
苏凤鸣拿起笔,把这几笔“代付”的日期、金额、经手人列在一张新纸上,跟去年那批货被挪走的日期对照着看。结果发现一个规律:二叔每次挪货之前,账面上都会出现几笔密集的“代付”记录。货挪走之后,“代付”的记录就停了。她算了算这两年的时间线,二叔每次用总号的货去填钱庄的账,货出手之后拿到的银子,一部分还给了钱庄,剩下的自己吞了。货越挪越多,账越来越乱,到了今年三月那批价值四万八千两的大货被挪走之后,整个总号的账面已经成了一个空壳,真正值钱的东西全被转移走了。
而那个姓周的,就是二叔背后的那只手。
苏凤鸣把这张纸折好收进木匣里,和商路图放在一起。她暂时不打算声张——第一,北行在即,她不能分心去处理二叔和钱庄的事;第二,那些账目是陈年旧账,证据链虽然清楚但缺少关键的经手凭证,贸然翻出来只会打草惊蛇;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她还不清楚这个姓周的跟沈家有没有关联。若地下钱庄的背后站着沈知府或者盐商沈家的人,那这条线就不能轻易动。
她站起来,把账册归回原位,又将木匣里的东西重新检查了一遍。然后她走到门口,推开铺面的门板。六月正午的日光一下子涌进来,晒得街面上的青石板发白。碧桃在门口给客人包绸缎,老周在巷口卸货,集贤居的方向飘来酱肘子的香味,码头那边隐约传来卸货的号子声。
苏凤鸣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这条她逐渐熟悉起来的街。扬州城底下埋着的暗流比她想象中要深——二叔、地下钱庄、七家老字号、盐商沈家、还有那个来去无痕的萧公子。每一条线都在暗处动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浮上水面。
但她不急。先把北行这条路走通,把水光绸的生意彻底站稳,然后再回头一笔一笔地收拾这些旧账。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腹上生了薄茧,是这几个月拨算盘磨出来的。这双手做过的账目、写过的申诉、签过的契约,比原主十六年加起来还多。
她收回目光,转身回了柜台后面坐下。今天的账还没记完,北行的清单还差最后一页,许砚章的第三首诗也该去取了。事情一桩桩地排在眼前,她拿起笔,蘸了墨,开始写。
窗外有人敲着梆子从巷口走过,拖长了调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声音渐渐远了。苏凤鸣的笔尖落在纸上,一行行数字慢慢铺开来,像一张细密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