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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第1页）

冰山一角

第一部蝉鸣第四章

田一达是在二零零八年夏天入职国家某部委的。那年他二十三岁，人大本科毕业，保研成功，也考上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宿舍里八个兄弟喝了三天散伙酒，孙志鹏醉醺醺地搂着他的肩膀说："一达，你丫真行，铁饭碗端上了，这辈子不用愁了。"田一达笑着让他别闹，把他架回床上躺着，自己收拾了宿舍里最后一箱书。窗外银杏正绿得发亮，他把那把旧椅子留给了下一届的学弟，提着一个行李箱走出了知行楼。在人生第二次十字路口，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象牙塔里，而是进入仕途，于当年那个一心考人大的少年多少显得不同。

部委在长安街旁边，一栋灰扑扑的大楼，门口有武警站岗。田一达第一天报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五分钟，看着进出的人西装领带步履匆匆，深吸一口气才敢迈步。他被分到了政策法规司，一个姓周的副处长带他。周副处长四十五岁，面相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第一天交给他一摞文件说："小田，你先看看，把框架理出来。不急，一周时间。"

田一达抱着那摞文件回了工位。文件是关于某项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洋洋洒洒几十页，术语陌生，逻辑复杂。他看了一整天没看明白，下班后留下来继续看，直到值班的保洁阿姨来催他关灯。第二天他又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翻着《立法技术规范》一点点对。到了第五天，他把文件框架整理出来了，打印好搁在周副处长桌上。周副处长翻了翻，抬头看了他一眼："思路清楚。小田，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人大。"

"难怪。"周副处长把文件合上，"不错。以后这块儿你跟着。"

田一达转身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头那颗七上八下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攥着拳在走廊里轻轻挥了一下，然后迅速收回表情，若无其事地走回工位。自此之后，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推迟一小时走，把领导交办的每一件活儿都做到他能做到的极致。半年后周副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小田，你来起草今年的年度报告主体部分。"那是副处长级别的活儿，交给他一个刚转正的新人，田一达接过任务的时候手都在抖，但他接住了。报告写出来周副处长只改了标点和两处措辞，报上去之后司长批了个"好"字。田一达从此在司里站稳了脚跟。

工作稳定下来之后，田一达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在人大四年攒下来的奖学金和家教挣的钱凑了凑，在北京南三环边上租了一间一居室。月租一千八，是他工资的一半。他把余冠英从湘潭接了过来。

"妈，你过来跟我住。我养你。"

余冠英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一达，妈去了会不会给你添麻烦？"

"不麻烦。"

余冠英来北京那天，田一达特意请了半天假去北京西站接她。老太太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了两坛子剁辣椒和一瓶自己腌的酸豆角。田一达接过袋子的时候，余冠英仰头看了看北京灰蒙蒙的天，又看了看站前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咕哝了一句："这北京可真大。"

"大才能装得下您。"田一达揽住她的肩膀往公交站走。

那一居室只有三十平，卧室隔出半间当了客厅，厨房窄得只能站一个人。但余冠英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灶台上永远有一锅热汤。田一达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就闻见饭菜香，余冠英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在灶台前忙活，回头说一句："洗手吃饭。"那一刻田一达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从十一岁被送去二姨家开始，他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有人等着他回家吃饭，家里有盏灯是为他亮的。

后来田一达谈恋爱了。姑娘叫林晓，江西人，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两个人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林晓话不多，笑起来右边有个小酒窝，田一达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心里头痒痒的。谈了两年，二零零九年他们领了证，婚礼办得很简单，在湘潭老家摆了八桌，北京这边请了同事吃了顿饭。余冠英给林晓打了一对金耳环，是她攒了好久工资买的。林晓接过来的时候眼圈红了，叫了声"妈"，余冠英笑得满脸褶子。

二零一二年，田一达的儿子出生了。小名叫安安，大名叫田思远。林晓休完产假回去上班，余冠英就包了带孩子的事儿。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煮奶粉，换尿布，哄孩子，白天抱着安安在楼下的小公园里遛弯儿。田一达看着母亲佝偻着背推婴儿车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余冠英六十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膝盖一到阴天就疼，但她从不抱怨。林晓有时候过意不去，说"妈您歇会儿我来"，余冠英摆摆手："我闲着也是闲着。"

但问题也渐渐来了。三十平的一居室，住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加一个老人，转个身都能撞上。安安会爬了之后满屋子乱蹿，客厅里铺了爬行垫就放不下桌子，一家人吃饭得把茶几挪开，围着小板凳蹲着吃。林晓晚上加班回来想在桌上开电脑改稿子，安安在地铺上哇哇哭，余冠英抱着孩子来回走，脚步声在地板上笃笃笃地响。林晓合上电脑，靠在床头叹了口气。

田一达睡在沙发床上，听见妻子的叹气声，翻了个身没睡着。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天花板角落有一块水渍，浅浅的黄色，形状像个折了翅膀的鸟。他想起自己去二姨家那十一年，住的小阁楼也是这样的，天花板低得伸手就能摸到，下雨天漏水的痕迹一圈一圈地洇着。他那时候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住一个天花板干干净净的房子。现在他三十岁了，天花板上有水渍。安安半夜醒来哭，余冠英抱起他在屋里走，脚步声笃笃笃。水渍上仿佛又多了几道纹路。

二零一二年底，单位给田一达调整了周转房。新房子在西二环边上一栋老筒子楼里，面积大了些，四十五平方。但一家四口住进来之后，依旧是转不开身。安安的婴儿床挨着余冠英的单人床，中间隔一道布帘子；林晓的书桌摆在窗户底下，旁边是衣柜，衣柜门打开就挡了半条过道；田一达的折叠沙发床晚上展开，白天收起来，收的时候得先把茶几上的东西全挪走。四十五平方，四个人，安安学走路迈第一步的时候撞上了衣柜角，额头上撞了个包，哭得撕心裂肺。余冠英抱着他哄，眼泪也跟着掉。

那天晚上田一达在楼下抽了根烟。他平时不抽烟，但那天找人借了一根，蹲在花坛边上吸了一口呛得直咳。他看着筒子楼里一格格亮着灯的窗户，想起田时达那个名字、想起人大图书馆二楼的阳光、想起自己毕业时发过的那句誓——"再也不要过寄人篱下的日子"。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北京户口，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可一家人挤在十五平方里，安安连迈第一步都撞了头。这算站稳了吗？他心里知道，不算。

二零一二年春节刚过，田一达开始认真地看房。北京的房价已经涨起来了，三环以里他根本不敢看，四环边上的二手房每平两万多，一套两居室下来得两百五六十万。他把所有的积蓄算了算，加上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再加上林晓攒的，大概能凑出六十万左右。首付至少要百分之三十，按两万五的单价算，八十平米的房子得两百万，首付六十万，正好够。可还要交税、中介费、装修，加起来又是一大笔。

他把这事跟林晓说了。林晓放下手里的稿子，推了推眼镜："那就买呗。实在不行先跟我爸妈借点儿。"

田一达说："我再想想。"

他没跟林晓说的是，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给余涛打了电话。余涛那时候刚在深圳安顿下来，住农行给人才安排的公寓里，电话里听着还挺精神："弟？怎么这个点儿打？"

"哥，你那边咋样？"

"挺好的，深圳暖和，比北京舒服多了。这边分行对我挺重视，给了个战略研究室的副主任。你那个……"

田一达握着手机走到走廊里，压低声音："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在北京买房。"

电话那头顿了两秒，然后余涛说："差多少钱？"

田一达闭上眼睛。他其实不想开这个口，但他心里清楚，六十万在北京买房根本不够。哪怕是他和林晓拼了全力，也还是不够。四十五平方的周转房、安安额头上撞的那个包、余冠英夜里起来四五次哄孩子的背影——这些画面叠在一起，逼着他不得不伸手。

"哥，你那个住房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