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临洲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那把伞的伞柄。白色的logo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是什么牌子,他知道这把伞的一切。因为这把伞,是他们的开始。而他们的开始,没有结束。窗外的月光很好,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伞面上,落在那道浅浅的划痕上,落在伞骨上那些细微的锈迹上。沈临洲看了很久,然后收回手,把江屿往自己怀里拢了拢,闭上了眼睛。明天还要开门。他想。还要做番茄炒蛋,还要切青椒肉丝,还要给那个靠窗位置的人留一杯咖啡。还要撑这把伞。撑一辈子。日常六月的时候,“屿洲”的生意稳定了下来。三张桌子,每天翻台三四次,客人不多不少,刚好够沈临洲一个人忙活,也刚好够他们付房租、买菜、存下一点点。不多,但够用。江屿每个月还是会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补贴店里的开销,沈临洲跟他争过一次,被江屿一句话堵了回去——“餐馆有我一半,出钱怎么了?”沈临洲就没再争了。日子变得很规律。早上七点,沈临洲先起床,煮咖啡、做早饭。七点半,叫江屿起床。江屿赖床的时间从十五分钟缩短到了五分钟,因为他发现沈临洲叫他起床的方式从喊名字变成了亲额头——额头被亲了一下之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八点十分,两个人一起出门,在路口分开。江屿往左走,去地铁站,沈临洲往右走,去菜市场。下午六点,江屿下班,坐四十分钟地铁到店里。他换衣服、系围裙、洗手,然后走进厨房,站在沈临洲旁边开始切菜。六点半到八点半是店里最忙的时候,两个人一个灶上一个案板,配合得像一场无声的舞蹈。八点半以后客人少了,沈临洲会提前做两份饭,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吃,一边吃一边商量明天买什么菜、哪个客人提了什么建议、楼下的老太太又送了薄荷。九点半关门,走路回家。路上会经过一个水果摊,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刘,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守摊。沈临洲和江屿路过的时候,刘大爷会喊一句:“今天有新鲜的樱桃!”或者“西瓜刚到的,可甜了!”有时候他们会停下来买一点,有时候不会。但不管买不买,刘大爷都会笑眯眯地跟他们说“慢走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问候,哪天没听到,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十点到家,轮流洗澡。沈临洲洗澡的时候,江屿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江屿洗澡的时候,沈临洲会把第二天的食材清单列好。十点半,两个人躺在床上,江屿会看一会儿手机,沈临洲会看一会儿书。十一点,灯关了,江屿会翻个身,把手臂搭在沈临洲胸口上,沈临洲会伸手覆住他的手,拇指在手背上轻轻摩挲。然后他们睡着。每一天都差不多。但江屿觉得,这差不多的一天,比他以前度过的任何一天都要好。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他们照例在靠窗的位置吃晚饭。那天做的是一锅红烧牛肉面,牛肉炖了三个小时,软烂入味,汤底浓郁,面条是沈临洲自己擀的,劲道有嚼劲。江屿吃得满头大汗,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沈临洲看着他,忽然笑了。“笑什么?”江屿嘴里还含着面条,说话含混不清。“没什么,”沈临洲说,“就是觉得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好看。”江屿咽下面条,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你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奇怪的书?怎么说话越来越肉麻了?”“没看书。”“那为什么?”沈临洲想了想,筷子在碗里搅了搅,夹起一块牛肉,没有吃,又放回了碗里。“可能是因为以前想说的时候没说,现在想补回来。”江屿低头吃面,没有接话。但他的耳朵尖红了,红得比碗里的辣椒油还鲜艳。沈临洲看见了,没有点破,只是低下头也吃起了面。两个人对坐着,吸溜面条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安静的店堂里显得格外响亮,像某种奇怪的二重奏。吃到一半的时候,江屿忽然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对着沈临洲拍了一张照片。沈临洲正埋头吃面,嘴巴里塞满了面条,腮帮子鼓鼓的,表情毫无防备。“你干嘛?”沈临洲含糊不清地问。“存着,”江屿说,“以后老了看。”“我以后不会长这样。”“你以后长什么样我都存。”沈临洲看着他,忽然伸手把江屿的手机拿过来,对着他也拍了一张。江屿嘴里也塞着面条,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像一只受惊的仓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