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种似曾相识的状况在我与安妮之间重演了,出于一种为掩盖秘密而生出的畏惧和谨慎,我开始有意躲避安妮的陪伴,总是在她要坐在我身边打毛线的时候打发她去做别的杂务,这位顺服的老女佣当然不会对我的吩咐有什么异议,她照做了,总是照我的话去做,却满面愁云,仿佛她已经察觉到由于某种自己尚未认清的缘故,她开始失去了我的信任。
我注视着老安妮黯然离去的瘦小背影,一时间竟也顾不得自己要保守的秘密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位已经踏上人生返程的老寡妇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只有在拥吻我和见到她的女儿安妮小姐时才会舒展开来,也许她就像古时候那些替王室贵胄乳养孩子的村妇那样,对一个注定不属于她的孩子产生了爱情,而她对这个孩子并不要求什么恩赐,只消不时看上他一眼、在他沉睡时偷偷吻他一口,就足以照亮她最后的黯淡岁月。老安妮向我乞求的信任与爱情,不过是我在宴请别人后从餐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一直以来她就是靠着这些碎屑充饥的*。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也许很难想象我那时的境况,我开始为着同时伤害了两个最爱我的人愧疚不已——我曾因怀疑而对哈特兰叔叔发怒,又为了维持自己无暇的形象而欺瞒安妮,我既想补偿这一个,又想安抚另一个,结果便成了荒原上那些被狂风撕扯的小树,在两股相反的力的作用下左右摇摆。最终,我决定先顺着那阵最强烈的风的方向。
我知道哈特兰叔叔最近习惯在用过早餐后回到房间整理账本,便趁着安妮早上到村子里的时候敲响了他的房门,柔和的晨光并不像黑夜那样刺激人的心灵,在夜里被燎得炽热的神经,此刻却平和得如水塘的呼吸。我在走廊上仿佛等了足有一分钟(你们知道,在等待的时候,即使是一分钟也是十分漫长的),才等到他打开房门,微笑着请我到他记账的桌边坐下。也许这副自然且亲切的微笑就是他在这一分钟的延宕里所做的工作。
他紧随着在椅子上侧身坐下,眼睛却正视着我:“要是老爷您有任何吩咐,只要拉一拉书房的绳铃,我就会立刻过去的。”
“我亲自来这儿更方便些——”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重新提起那天晚上我在炉火前的打算,我郑重其事地握着他的手,他也任由我握着,“我要您把账本上的那些数字都讲给我听,我认为是时候该由我自己管理领地上的事务了。”
“可是,这些杂务用不着您亲自来做。”
“我总该知道我的财产状况如何。”我坚持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自然会向您请示,精打细算与一颗典雅的灵魂并不相宜;”说到这里,他垂下眼睛,收起了微笑,“还是说,您不愿信任我吗?”
“是的,我当然信任您,如果我不信任您,还有谁值得我信任呢?”我一时慌了神,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如此突然地谈起信任问题,“您知道,就算是安妮,我也有不敢把事务委任给她的时候,她有时过于多嘴多舌。”
“不过说到底,您提出这样的要求,的确是出于不信任。”
“那么就对我讲讲您的工作,赢回我的信任吧。”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红润的气色和柔和的表情能如此迅速地重新泛上一个人的脸颊的,尽管这样复苏的春意依旧伴随着前一刻的冷冽,但它无疑已经消除了此前僵硬紧张的气氛。
“好吧,我想,您一定好奇我每次到城里去都做些什么;”哈特兰叔叔摆出一副像是要讲述阿拉伯传奇的姿态,开始谈起他在城里的任务,“我在城里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事务,我的一位朋友愿意给这里的羊毛出更高的价钱,当然是由我来交涉,然后回来鼓励牧人们革新他们的牧养方式;我不曾对您提起过这件事,因为我并不建议您同他来往,他只知道赞颂普路托斯,却不懂得欣赏阿波罗和缪斯的美。”
“而您呢,既能同普路托斯打好关系,又是帕尔纳索斯山*的宾客。”
他点点头,微笑着,好像那些都铎时代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女王的剧作家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您,阿波罗和普路托斯对我显示出他们的偏爱,但我已经把它转而呈献给了您。”
“请继续,除此之外,您在城里还做什么呢?”我像一位陪审团成员那样聆听他的陈述,并不留恋那些略显浮夸的恭维。
“为您挑选礼物的同时,也做些考察,如果您不是非要住在首都不可的话,我认为这里无论是在环境还是在经济上都更适合您,您需要结交一些城里的同辈朋友了;”说到这儿,他从怀里掏出记事本,“这样,我们可以趁此机会确定一下安排的细节,您对未来的居所有何要求?我会尽力按您的心意置办一间套房的。”
比起探求那些被他刻意藏在微笑背后的暧昧态度和隐秘不定的行踪,这个话题显然更能使我的神经放松下来,不用说它还包含着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对截然不同的环境的想象,我并不着眼于住所的位置或租金,而率先同哈特兰叔叔讨论了家具风格,批评了现今流行的那些徒有其表的珍奇装饰,并顺便对那些从印度回来的冒险家们所钟爱的异域格调大肆嘲笑了一番,如果没有他的提醒,我几乎要忽略了寻找一处怡人的住所所必须考虑的条件。
“只有一点,不要离剧院太远,我希望能常常到剧院看歌剧,然后从那些卖花女的篮子里买些当季的鲜花。”
我期望着用这几个词唤起我们的共同记忆,关于那次早已在我们多年以来的缄口不言中掩埋了的敬献,可是哈特兰叔叔似乎并不像我这般还对这件事留有印象,他按着吩咐一刻不停地做着笔记,却对我的任何暗示都显得无动于衷。
“另外有一件事我必须同您提起,那天早上,安妮她究竟——”他忽然又开口了,却依旧把脸埋在记事本里。
我接过话头,详述了一番我那天的紧急补救和我们唯一的观众对这场表演的反应,我当然为自己的疏忽懊悔,却又因着那次虚构的出猎感到了某种掌控一切的欣快:“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恐怕我把您的安排搞砸了。”
“不、不,您的即兴发挥是表演中最精彩的一景,您做得很好。”
“但是,我这不是在对安妮撒谎吗?”
他停了笔,无意识地在纸页上缓缓顿了两下,墨水便顺着笔尖在纸上晕开了,我盯着那片墨渍,又盯着他的眼睛,接着说:
“您不是曾那样严肃地告诉我,说谎从来都不该是像我这样的绅士应有的作为吗?为什么您现在又说,我‘做得很好’呢?”
“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
“‘两回事’的意思是:必要的谎可以说,无足轻重的谎不能说,还是您乐意我撒的谎我可以说,您不乐意的谎我就不能说?”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见过那样一种特殊的人?那类人似乎生下来就被打上了“心口不一”的烙印,他们惯于伪装和表演,擅长夸夸其谈和迷惑人心,他们永远嘴里刚说出一句话,就被他们自己的眼神否决了。哈特兰叔叔似乎早就察觉到了自己的这种特别之处,因此在面对我的质询时,他不曾与我对视一次,也不曾微笑,隐藏起那些可能出卖自己的微小迹象,只为竭力躲避我的审查与追究,这时候,他多半与我一样惶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