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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第1页）

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号称瓦刺。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同明朝就开始发生磨擦。明朝的王振，本来也想讨好也先，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磨擦，激化了双方本就不协调的关系，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点赏赐，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这件事给王振知道了，便说也先欺骗朝廷，单方面削了价，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

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也先本就找不到发兵的理由，现在终于有了口实。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打得明朝的守军节节败退，紧急军情很快传到了北京。

明王朝本来已经派了驸马都尉井源率兵四万去增援大同了，但是王振却还想扩大这次冲突。他的家乡就在大同附近，只怕瓦剌人侵占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又想趁这个机会，到家乡人面前抖威风，顺便建立奇功，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竭力劝明英宗御驾亲征。

虽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二十三岁了，但他依然像当年小王子时候一样，什么事都听王振这位“先生”的。要知道，英宗小的时候，就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觉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位王先生了。王振说要亲征，并说瓦刺人不堪一击，他立即信以为真，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朝中官员听到圣旨，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都说御驾亲征不是儿戏，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要英宗收回成命。可是，这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根本不管大臣们的建议，一意孤行地要按原来的命令行事。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五十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了。出发前只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也不管敌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战方略，连后勤保障都没安排好，简直把亲征当作小孩子玩游戏一般。

当然，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愤怒的部将锤杀，这就是“土木之变”。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土木之变《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2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李贤之《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李贤，字原德，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正统十四年“扈从北征，师覆脱还。”英宗复位，命贤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自此，李贤“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对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颇为有力。李贤不仅亲历土木其事，而且还以一位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亲征之前曾与同僚一起劝说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驾；在行军途中，又与一些御史谋划击杀王振，制止亲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在李贤对土木之变的观察中，这种热忱的历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本段结局此一战役，明军死伤十余万，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