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0日
泥地上的风是带着冰碴子的,刮过耳朵的时候像小刀子割似的。
我把帆布包往怀里紧了紧。
指尖沾着的草药汁还没擦干净,就听见身后草窠里一阵细碎的响动。
“谁?”
我猛地攥紧了腰间那把随身带的小剪刀,回头去看。
草动了动。
那儿露出一只沾着泥的手。
指节骨节分明,攥着半块干硬的青稞饼,指缝里还渗着血。
那手动了动,没撑起来,又顺着草根滑了下去。
我放轻脚步走过去。
拨开齐膝深的茅草——一个穿破军装的小伙子。
他肩窝上的绷带早就被血浸透了黑红色的血沾着草屑,连呼吸都轻得像要融进风里。是和大部队走散的红军,昨天夜里遭了敌机轰炸,文艺队清点人数的时候,就少了三个伤员。
“同志?你还能听见我说话吗?”
“爹……”
他呢喃着。
我轻轻的蹲下来,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
烫得吓人。
他猛地睁开眼,眼睛很亮。
是那种在这死人堆里走了几遭还没灭下去的亮。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才哑着嗓子挤出几个字:
“我……我能走。”
他的手还撑着地想往起爬,刚动了一下就闷哼一声,又倒了回去。
脸白得比草地上的雪还好看。
“别动,你肩窝的伤再动就要发炎了。”
我按住他的肩膀。
从帆布包里摸出备用的绷带和仅存的一点碘酒。
“我是一方面军文艺队的,也兼我们团医疗兵,叫林安,跟我走,我们队伍在前面三里地扎营。”
他没再挣扎,乖乖躺着让她换绷带。
等我解开旧绷带的时候,他疼得额角冒冷汗,却一声没吭。
他眼睛盯着我别在领口的钢笔——那是我爹留给我的,爹原来在江南给人当教书先生,死前把这支笔塞给我,说以后哪怕日子再苦,也要认得清字,认得清路。
“你……识字?”他忽然开口,声音还是哑的。
我手顿了顿,把为数不多碘酒倒在干净的布上:
“嗯,我爹教过我。怎么,你也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