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安很少和别人提起自己的身世。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些记忆像是沉在海底的碎片,零零散散的,捡起这一片,又丢了那一片。他只记得一些片段——汽车的引擎声,火焰的噼啪声,然后是漫长的黑暗。
那一年,他八岁。
他在一张病床上醒来,头顶是惨白的天花板,鼻腔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他试着坐起来,但浑身上下传来一阵剧痛,让他又跌了回去。
一个护士推门进来,看见他醒了,惊喜地叫了一声:“醒了醒了!医生,3号床的病人醒了!”
接着一群人涌了进来,医生、护士、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大人。他们围着他,问了他很多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感觉怎么样?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更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他唯一有印象的是醒来前,一束很亮的光芒,一直笼罩着他。那光不像太阳那样刺眼,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温度,像有什么东西在光里看着他、等待着他。他隐约决得那团光在说话,但听不清内容。他始终记得这种像是“被注视着”得感觉。
医生说这是创伤后失忆症,可能是车祸撞击导致的,也可能是心里创伤引起的自我保护机制。至于能不能恢复,什么时候恢复,谁也说不准。
周围的大人们面面相觑,表情复杂。白安望着他们,像是一个刚降临世界的婴儿,读不懂他们的神情。直到有一个年纪大的婆婆走了出来,她担忧地告诉他,他的父母在事故中去世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听着这些话,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任何情绪。就像一个空壳子,被人塞进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叙述。
他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期间有不少人来探望他——有自称是父母朋友的,有自称是邻居的,有自称是远房亲戚的。他们看着他,有的叹气,有的抹泪,有的拉着他的手说“可怜的孩子”。
他看着他们的脸,一张都不认识。那些面孔对他来说,和墙上的污渍、窗外的树叶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知道什么是“家”,不知道什么是“亲人”,不知道什么是“归属感”。这些词他听得懂,但感受不到。就像一个天生色盲的人,永远无法知道别人眼中的红色是什么样子。
出院那天,来接他的是那天告诉他真相的婆婆。
她满头白发,背有些驼,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海风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她穿着一件洗的干干净净的碎花衬衫,手里拄着一根竹杖,站在医院的门口,看见白安走过来,慈祥地朝他笑了笑。
那个笑容很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
“我叫刘云,“她说。“孩子,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生活吧。”
说完,她拄着拐杖转头就走,白安呆呆望着她的背影,心里终于泛起了一阵波浪。
“跟我回家吧。”刘云扭过头来,又对白安笑笑。
于是白安迈起步子跟着刘云离开。
刘云的家在怜海镇的老街区,是一栋老旧的石头房子,屋顶铺着黑色的瓦片,墙上爬满了青苔。房子不大,但收拾的很干净。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深秋的时候,满树金黄,香气浓郁得化不开。
“条件简陋,你先住着。”刘云推开大门,领着白安进屋“这间屋子我给你收拾出来了,你看看喜不喜欢。”
那是一间朝南的小房间,窗户对着院子,温暖的阳光透进窗户时,床上崭新的碎花床单被照耀的闪闪发光。枕头边放着一盏旧台灯,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显然被人精心照料过。
白安站在那间小房间里,看着房间里的光景。心里依然没有任何感觉。不觉得好,也不觉得坏。只是觉得——哦,这就是我以后要住的地方了。
刘云是镇子上出了名的热心婆婆。她自己开一家街边的早餐店,生意不算火爆,但凡是在这买过的居民,都会被刘云的善良和热心肠感染。也因此,她也积累了不少的好人缘。
刘云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困难,她都会搭把手;谁家有喜事,她都会真心实意地替人高兴。她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大半辈子,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街坊邻居提起她,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她自己有一个儿子,名叫刘生。每当有人提起她的儿子,刘云的脸上就会浮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也没什么,就是读书读得好一点,在大城市打工。我让他别太累,他说不累,做研究有意思。”
她的语气很平淡,但眼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白安有时候会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听着刘云和邻居们聊天。他听到过很多关于刘生的事情——刘生从小学习成绩就好,年年考第一;刘生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后来又去了更高的学府深造;刘生在做很厉害的研究,具体是什么研究,刘云也说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很高级的东西。
“他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刘云有时候会这样说,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但很快就会被骄傲掩盖过去,“不过男孩子嘛,事业重要。他有出息,我就高兴。”
白安从来没有见过刘生。他只在刘云的房间里看到过一张照片——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站在一座很气派的大楼前面,穿着学士服,手里拿着一个卷起来的证书,笑得很自信。
那就是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