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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第1页）

苏晚晴在仓库里搬了整整一上午的旧报纸。

她把那些捆扎得结结实实的报纸摞一摞一摞地搬上推车，然后推到院子另一头的回收站，再一摞一摞地搬下来码好。来回跑了七八趟，胳膊酸得像被人卸下来重装了一遍。中途胖站长路过看了一眼，扔了一句话：“搬完了把地扫一扫，灰太大了。”

苏晚晴“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干活。

等到最后一摞报纸卸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太阳正当头，晒得院子里的水泥地面泛着一层白花花的光，晃得人眼睛发花。苏晚晴直起腰，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装作不经意地朝院子后面那片居民区看了一眼。

车站后面的居民区是一片老旧的平房，红砖灰瓦，错落着挤在一起，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巷子通进去。巷口有一棵歪脖子枣树，树干上被人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已经模糊得认不出了。苏晚晴数了数那些平房的排列——从巷口往里数，第三排。

按照清洁工纸条上的提示，李玉芬的出租屋应该就在第三排。

她收回目光，假装只是活动了一下脖子，然后转身回了仓库。她在仓库角落里找到一把半旧的扫帚，拿起来慢悠悠地扫着院子里的灰，一边扫一边往巷口的方向挪。挪了大约十几步之后，她确定周围没有人盯着——胖站长回办公室了，售票员在窗口里面低着头数钱，候车室里那几个旅客各自忙各自的——她把手里的扫帚往墙根一靠，快步闪进了那条窄巷。

巷子很窄，两边平房的屋檐几乎要挨到一起，只在天际线那里留了一道窄窄的蓝色缝隙。苏晚晴贴着墙根快步走了几十米，数着排数：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她在第三排最右边那间平房门口停了下来。

门是铁的，漆着暗红色的油漆，漆面已经起皮了，一块一块地翘起来露出底下灰色的铁皮。门上挂着一把老式的挂锁，锁头不大，看起来不是什么高级货。苏晚晴蹲下来看了看锁孔——普通的弹子锁，五六块钱一把的那种，她以前在旧货市场见过，用一根回形针就能捅开。

但她现在没有回形针。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像一间没人住的空房。她又绕到屋后看了看——屋后有一扇小窗户，窗玻璃上糊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报纸边角卷起来了，透过那个缝隙能看到房间里面黑漆漆的一片，隐约能看到一张床和一个衣柜的轮廓。

她把窗户的位置记在脑子里，然后沿原路退回了巷口。回到仓库的时候，她捡起那把靠在墙根的扫帚继续扫了两下，然后才把扫帚放回仓库角落。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她找了个机会又溜了一趟。这次她带了一根在仓库里捡的细铁丝，弯了弯，塞进了那把挂锁的锁孔里。她用以前在网上看过的“攻略”捅了两三分钟，锁咔嗒一声弹开了。她的心跳快了一拍，迅速拉开锁，推开门闪了进去，又把门从里面带上了。

屋里很暗，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细长的光。她适应了几秒才看清屋内的陈设——确实是一间出租屋，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子。桌上摊着几件零散的东西：半包烟、一个打火机、一本翻卷了边的杂志、还有一张车站的列车时刻表。

苏晚晴最先看的不是这些桌面杂物，而是墙角那个保险箱。

保险箱不大，半人高，灰黑色的铁皮外壳，上面有一圈圆形的密码转盘。她蹲下去看那个转盘——密码是四位数，转盘上面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密码轮换得不是很频繁。清洁工的纸条上写了“密码是她的生日”，但她不知道李玉芬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她站起来，在屋里快速翻找了一圈。衣柜抽屉里有一摞旧衣服，她翻了翻，在最底下的一件羽绒服口袋里摸到了一个布钱包。钱包里有一张身份证——李玉芬，1978年12月3日。她把那个日期记下来，然后想了想，把钱包重新塞回羽绒服口袋，又翻了翻衣柜的其他抽屉。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她发现了一个用皮筋扎着的信封。她拆开皮筋，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沓照片。照片全是同一个主题：李玉芬和不同孩子的合影。每个孩子都长得很像周小芳那种状态——眼神涣散、嘴角歪着、表情痴痴傻傻的。李玉芬站在每个孩子旁边，笑容和今天一模一样，嘴角的弧度、眼睛的弯曲程度，甚至露出牙齿的数量，精确得像是复印上去的。

苏晚晴一张一张翻过去，一共七张。七个不同的孩子。也就是说，李玉芬同时在“照顾”至少七个像周小芳一样的孩子，每个孩子每个月八千块补贴，七个人就是五万六。她的目光在那七张照片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她把照片按原样放回去，皮筋扎好，信封塞回抽屉深处。

她回到保险箱前面蹲下来。四位数密码，李玉芬的生日。1978年12月3日——7803还是1203？她先试了1203，转盘咔咔地转过四格，然后她试着拉了一下把手，没开。她换成7803，重新转了一遍，再拉——咔嗒一声，保险箱的门弹开了一条缝。

苏晚晴的心跳又快了半拍。她把保险箱门拉开，里面分两层。上面那一层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沓现金，一万一沓，捆着银行专用的黄色纸带。她数了数——七沓，七万块。下面那一层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她把档案袋拿出来，解开缠绕的细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膝盖上。

是合同。

一份一份的“特殊儿童抚养权委托协议”，每一份都盖着车站的红章，签着不同家长的名字。她一眼就看到了“周小芳”那一份——委托人是李玉芬，受托人是车站站长张秀芳。协议内容写得很简单：甲方将未成年子女周小芳委托乙方代为照护，乙方每月从补贴中提取1500元作为生活费用，其余部分由甲方自行支配。下面盖着红章，签着两个名字。李玉芬的签名龙飞凤舞的，张秀芳的签名倒是规规矩矩的，一笔一画都写得很清楚。

苏晚晴把那份协议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把手机掏出来，一张一张拍了照。周小芳的、刘子轩的、赵雨桐的，还有另外四份她没记住名字的，全拍了。拍完之后她把所有东西归位，把档案袋重新系好放回保险箱下层，把那七沓现金按原来的顺序码好——她甚至注意到最上面那一沓的朝向，仔细调整回了原样——然后关上了保险箱门，转盘打乱，退出了出租屋。

她锁好门，把那把挂锁重新挂回门扣上，确认跟原来一模一样之后才转身离开。

回到车站的时候，她的心脏还在胸腔里咚咚地擂着鼓。她把那部旧手机揣在棉袄最里面的口袋里，贴着小芳那件碎花棉袄的内衬，滚烫滚烫的，像揣了一块刚出炉的烤红薯。

下午的阳光已经开始偏西了，把车站的候车室照得一半明一半暗。苏晚晴走进候车室的时候，看到那个清洁工正在拖她早上坐过的那一排椅子前面的地面。他拖得很仔细，拖把来回划了三遍，然后换了干净的一面又拖了一遍。

苏晚晴走到他身边的时候停下来，弯下腰，假装系鞋带。蹲下来的时候她仰头看了他一眼，离得近她才看清他的侧脸——皮肤很白，颧骨那里有一道浅浅的旧伤疤，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过，已经褪成了淡粉色。他的眉骨很高，眼窝有点深，睫毛长得不像一个整天跟扫帚拖把打交道的人。

“谢谢你。”她说，声音压得很低，“纸条我看了。”

清洁工的拖把没有停。他的眼睛还是看着地面，帽檐压得很低，从她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的嘴唇，薄薄的，抿成一条平直的线。但他的手停了一下——右手握着拖把杆的中间位置，食指指节上那道疤在午后的光线里微微发亮。

苏晚晴站起来的时候，她看到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很小幅度地动了动，像在无声地说一个词。她没看清是什么。但她歪了歪头，也无声地回了一句，口型张得很慢：“你叫什么？”

清洁工这次抬了一下头。帽檐下面的那双眼睛露了出来——黑得很深很深，像一口被时间静置了很久的古井。他看着她，然后低下头，把拖把柄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蘸了蘸水，用手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字。

地上的水痕很快就干了，蒸发了，像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过。但苏晚晴看清了那两个字——“阿舟。”

她站起身，走到旁边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把那句“阿舟”在舌尖上无声地含了一下。她不认识这个人。但她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她在候车室这个人人都在演戏的地方坐了一个星期，看了很多张脸，只有这个人的眼睛，让她觉得是真的。

傍晚的时候胖站长路过她身边，顺口说了一句：“你今天下午跑哪儿去了？仓库那边叫你半天没人。”苏晚晴抬起头，露出小芳那个傻乎乎的笑：“去厕所了呀。拉肚子。”

胖站长皱着眉头看了她一眼，没再多问，摆摆手走了。

苏晚晴继续抱着那只毛绒熊坐在椅子上，看着落地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色。夕阳把车站的铁皮棚顶染成一片暖橘色，然后又慢慢褪成了灰紫色，最后变成了暗蓝色。她看着天色一寸一寸地暗下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熊耳朵的绒毛，心里把那七份协议上的名字一个一个默念了一遍。

七个孩子。七个八千块。七个被妈妈“爱着”却没有被接回家的孩子。

她把熊抱紧了一些。

明天，她要把这些照片送到一个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