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晴在火车站过的第一个晚上,被冻醒了两回。
第一回是凌晨两点,走廊那边不知道哪扇门被风吹得哐当响了一声,她从浅眠里弹起来,心脏在胸腔里撞了两下才重新落回原位。第二回是凌晨四点,薄毯子太短,盖住脚就露了肩膀,她缩成一团缩了半个钟头,最后实在扛不住冷,爬起来把胖站长办公室门口挂的一件旧军大衣偷偷拽下来披在身上,这才睡到了天亮。
早上六点,车站的广播响了。电流声刺啦刺啦地炸开,一个打着哈欠的男声在里面含含糊糊地说:“各岗位注意,第一班列车即将进站。”苏晚晴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昨天那个胖站长正站在她面前,叉着腰,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把军大衣给我脱了!那是老刘的,你给他弄脏了赔得起吗?”
苏晚晴识相地把大衣从身上扒下来,老老实实叠好递回去。胖站长接过大衣往胳膊上一搭,另一只手戳了戳苏晚晴的肩膀:“去帮阿姨打水去,水房在候车室那头右拐。打满两壶,回来我教你认今天的值班表。”
苏晚晴拎着两个暖水瓶往水房走。路过候车室的时候她扫了一眼——昨夜那三个等夜车的旅客已经走了,换了一批新的面孔。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坐在角落里喂奶,两个穿工装的男人蹲在门口抽烟,还有一个戴着厚眼镜片的老头正在翻一本卷了边的杂志。售票窗口已经开了,穿蓝制服的售票员正在数零钱,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水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把暖水瓶搁在龙头下面接水,热水哗哗地灌进瓶胆里,白色的水蒸气腾起来糊了她一脸,把她的眼镜片蒙了一层白雾。她拿下眼镜擦了擦,顺便打量了一下四周——水房的窗户对着车站后面的仓库区,仓库的墙根下面堆着几摞旧轮胎和一堆生锈的铁皮箱子。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人正蹲在那些铁皮箱子旁边,好像在用铁丝捆什么东西。
她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那个弯腰的弧度她有点眼熟。
她没多看,把水接满了两壶,拎回了站长办公室。胖站长正在往一张表格上填数字,头也没抬地说:“放桌上吧。然后去把候车室的地扫一遍。你不是傻,干点活总行吧?”
苏晚晴乖乖拿起扫帚出了办公室,一路扫到候车室南边那排塑料椅子旁边。她一边慢吞吞地扫,一边竖起耳朵听旁边几个人的对话。
“你说这破车站什么时候能通高铁啊?坐绿皮车回老家要十三个小时,屁股都坐麻了。”
“别想了,听说上头拨款都被截了,修个屁。能把现在这条线保住就不错了。”
“哎,你们听说没?上周那个被丢在车站的男孩被人接走了,他爸从外地赶回来接的。哭得不行,说以后再也不会把他扔下了。”
“啧啧,这种事儿还少吗?咱们这个站,一个月至少有两三个被遗弃的孩子。父母打着‘出去打工’的幌子,把人往车站一撂就不管了。”
苏晚晴扫地的动作慢了一拍。一个月两三个。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周小芳,十七岁,智力障碍。在这个车站里,她只是那些被遗弃的孩子里面的一个。不算最惨的,也不算最特殊的。
她继续扫地,把角落里的瓜子壳和烟头拢进簸箕,然后倒进垃圾桶。干这些活的时候她的脑子没有停。她把自己获得的信息一点一点串起来——这个车站是一个“中转站”,被遗弃的孩子会被暂时安置在这里,等家人来接或者送往福利院。每个月有两三个孩子被丢进来,其中一部分家长会像李玉芬那样“定期来探望”,但始终不把孩子接走。为什么?因为每个月都有补贴款。八千块一个月。不用养孩子,不用花钱花力气,只需要每周来车站演四十分钟“母爱”。
苏晚晴把扫帚靠墙放好,走到候车室门口那片阳光里站了一会儿。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眯起眼,看着远处站台上那列正在进站的绿皮火车。火车头喷出一团白烟,在清晨的空气里慢慢散开,变成一条越来越淡的线,最后消失在了铁轨尽头。
她忽然觉得小芳这个身份有点悲哀——一个被妈妈当成提款机的傻女儿。她不知道原来的周小芳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她不知道,那她是幸运的。如果她知道,那她每一天坐在这把塑料椅子上等妈妈来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
苏晚晴捏了捏口袋里那盒已经凉掉的土豆炖肉饭。她昨晚没舍得吃完,留了一半。现在她又把饭盒拿出来,打开,用筷子夹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凉了的土豆沾着凝固的白色油脂,入口腻得慌,但她还是嚼了嚼咽下去了。
她吃完半盒凉饭的时候,清洁工推着车从候车室那边经过。他今天换了件干净的工装,帽子还是压得很低,经过她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停。但他推车经过她放饭盒的那张椅子时,顺手在椅背上搭了一件东西。
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薄毯。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了,但摸起来很软。
苏晚晴回头看他。他的背影已经快走到候车室门口了,推车走得稳稳当当,轮子碾过地面没有多余的声响。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把那件薄毯拿起来抖开,裹在了自己肩膀上。毯子带着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和昨天她闻到的一模一样。
她裹着毯子坐回椅子上,目光扫过整个候车室。胖站长从办公室出来去厕所了,售票员正低头刷手机,角落里那个戴厚眼镜片的老头翻完了杂志正打瞌睡。整个候车室安静得像被人按了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