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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措施（第1页）

第二节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措施

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和华北，山东、河南两个全省以及湖广、南直隶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在此期间，大顺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关系到对这一政权的认识、它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有的则为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的所谓“腐化”而叹息。然而，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关战报为止，计二十二天；后一段从紧张准备出兵，中经山海关战役，再到主动放弃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们普遍地认为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热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二十二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说某些论著为了证明大顺军在北京急剧“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当时敌对势力所编造的污言秽语。还是先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大顺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大致来说，大顺政权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迅速地稳定京师的人心和社会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数达两三千名的明朝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三、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建立政权，稳定地方；四、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试图打通漕运道路并为尔后的大举南征做准备；五、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六、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八、打击太监和厂、卫；九、问民疾苦；等等。现分述如下：

一、稳定社会秩序

大顺军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于北京是明王朝长期统治的巢穴，是达官贵人、三教九流会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大顺军的领导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对各地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首先便是严肃军纪，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动宣传而产生的疑惧心理。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所见的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在所难免，但一旦发现违纪事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34]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36]。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38]。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39]。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微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引路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三、接管地方

鉴于明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大顺军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当时派遣官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军过程中，由统兵大将直接从随营文士中或当地降官、知识分子中选充；另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由吏政府从明廷投降官僚和科举取士中选派。大顺军在北京期间，任命的地方官相当多，山东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南直隶北部也派设了官员。刘尚友在《北还纪变》诗中说：“正拟次第举，设官遐迩均。”下注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41]。连同襄阳、西安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一起，作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大顺军在山西、北直隶、山东以及豫东、南直隶北部建立的地方政权，为时虽然短暂，却不可等闲视之。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通过各级政权机构推行了大顺农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买平卖、追赃助饷，以至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等，无情地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官绅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枷锁一度得到松弛。

在某些著作当中，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的失败，依据不可靠的史料，甚至加上主观推测，归咎于大顺政权的腐化变质。说他们由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变而成为各级领导人追逐私利、漠视民间疾苦，乃至于苛虐人民，结果丧失民心，自己也随之垮台。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首先，史料确凿地表明，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遍查黄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时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钱粮三年免征，使农民们能够喘一口气，安心恢复生产。既然这是依据大量的统计得出的判断，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大顺政权已经变质。说它丧失“民心”，实际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顺政权和一切改朝换代的王朝一样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地主们痛心疾首。但是，官僚地主正是农民革命所要扫**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不属于当时的人民范畴。其次，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大顺政权推行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激化了它同官僚地主的矛盾。一旦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势逆转时，这些人便乘衅而起，发动叛乱；但是，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在大顺政权治理的短暂期间，形势却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武装，有的改编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成了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或驱走。时人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见闻时曾经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42]。刘銮在《五石瓠》中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从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趁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孙夏峰称其能济变”。[43]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44]。《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45]。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四、抽调部分军队南下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做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五月间到达南直隶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46]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47]，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黄得功冥顽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这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戴之下，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南下的大顺军除了对山东、苏北一带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震慑作用外，没有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久，由于清兵进关，整个局势急剧逆转，大顺军的南征和统一大业终于成为画饼。

五、筹备即位典礼

随着大顺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立的地方政权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占领了北京，迫使崇祯帝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49]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