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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一 大人常怀君子心齐家治国济天下（第2页）

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寞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诚然，欲望，人皆有之。欲望本身并非都不好，但是欲望一旦无度，变成了贪欲，人也就变成了欲的奴隶。贪婪是灾祸的根源。过分的贪婪与吝啬，只会让人渐渐地失去信任、友谊、亲情等；物欲太盛造成灵魂变态，精神上永无快乐，永无宁静，只能给人生带来无限的烦恼和痛苦。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看淡名利，切忌吝啬与贪婪；还要自由地驾驭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

名利乃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名利的奴隶，将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为了名利忘了义理，为一得失不惜毁了尊严、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了。所以前人说，人这一生可留意于物，但绝不可留恋于物，更不可为物所役，可见，锁住贪欲是非常必要的。

为人，应淡看名与利。要知道，有所求的乐，如腰缠万贯，乃至一国之尊的富贵，是混沌和短暂的；无所求的乐，即“身心自由无欲求”的富贵心态，才是一种纯粹和永恒的乐。人生中真正有价值的，是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有勇气从不同的角度衡量自己的生活。那样，你的生命才会不断更新，你的每一天都会充满惊喜。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以诚驭人群伦影从

“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所以，对于一个团体的最佳组织手段是精神力量。当然，“力治”也是常有的、是难以避免的，但归根结底，真正使人类组成大规模、有秩序群体的，绝不是武力而是智力。在这方面，曾国藩的主张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为：“国君用品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他就会像北斗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群星环绕着他。”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管理者的个人修养问题。他将管理者的道德及其仁道政治，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德”与“仁”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其实，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做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都会形成一种像磁场那样的向心力，提升自己的“人气”。周围的人在不自觉中，都会把你当成“精神领袖”和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将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劝、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一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恃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曾国藩还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开缺期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錱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与人为善，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交朋友，并不让人觉得太轻松，因为有人要叛变；无朋友，更是不行。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朋友，就可以给你垫好获取成功性格的砖头。

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身心，养成高尚的品德，让自己能够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不仅仅是有益于国家的，有益于民众的，更是有益于个人的，而这种感召力也能够传承世代，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曾国藩认为“未发迹时善交人”，与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人做官都是这样，以势力来压人，则人心必不服；以德馨来感化人，则会收到众星捧月的效果。

然而，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些管理者信奉“以力服天下”，简单地认为权力就是一切，就像狮群、狼群一样，只要拥有绝对权力就可以支配一切。这种管理理念显然是大错特错的，人类倘若真的单纯以暴力服天下，恐怕至今仍不能脱离动物而真正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