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叫真正的男人!三句话,1200万元,干脆利索,没有一点婆婆妈妈的!”
“看来,你是喜欢黄如论先生这种男人的了?”
“岂止是我啊!”
同行的朋友们为这位女士的坦**情怀所感动,遂又发出一片啧啧的赞美声。
李硕儒先生是常年居住在美国的知名作家,经常和朋友们谈起西方有钱人捐资助教、兴办慈善事业等一些公益性的事情。因此,他对我们国家一些有钱人,对慈善捐助表现出的陌生和冷漠感到惊讶。过去,他曾经听我说过黄如论先生的慈善捐款,连续五年荣登中国排行榜之首,似乎感到有些震惊。今天,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黄如论先生捐资助教的言行,颇有感慨地说道:
“应该着力宣传黄如论先生!让中国有钱人都知道:他们除了对教育的崇敬之外,还必须建立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和慈善意识。”
“硕儒兄讲得好!”李准同志接着又说道,“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的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的,人们期待着慈善意识的普遍高涨和支教助教蔚然成风。”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近似半开玩笑地说道: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大河中,我相信为富不仁者是少数,乐善好施者是主流。只要有人登高一呼,支教助教一定会蔚然成风!”不久,大评论家李准同志在《人民日报_人民论坛》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向捐助教育者致敬》,我读后感触颇深。现摘录一段如下:
“教育是发展的基础,教育连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惟其如此,不仅政府要办教育,全社会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越大,拥有的财富越多,责任也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对教育的慈善捐助状况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国家富有人群社会责任感和慈善意识的一个重要尺度。”我赞成比彻说过的话:“财富并不是生命的目的,只是人生的工具。”我也更赞同鲁迅先生讲的这句话:“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实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因此,我认为李准同志的这段行文更耐人寻味:
“对教育的态度,对慈善捐助的态度,说到底是个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只有真正懂得了人生意义之所在和金钱的作用,才能做金钱的主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堪称富有者。一旦发了财就只顾纵情挥霍和享乐,那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到头来只能做金钱的奴隶。”
此次福建省连江县之行,虽然没有时间参观黄如论先生捐资2。3亿元兴建的“江夏学院”,但是我却从生养黄如论先生的故乡,以及捐资兴建的“黄如论中学”感悟到这样一个真理:
只有慈生我心的人,才会自觉地捐资助教,才会自始至终以“民生”为导向,坚持“为民众盖房子”的宗旨,为“中、低收入者”盖房子,盖好房子!
黄如论先生为了实践所建楼房“价位低廉、质量第一、群众欢迎”的诺言,还特别重视倾听业主的意见。对此,除去我在“引子”中记述的退**件,以及书中写到的重修窗台的故事以外,还有一件事情令我难以释怀:
我记得事情发生在“世纪城”三期,某个小区的楼房已经盖好并全部销售完毕,就说楼房的外包装吧,也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瓷砖贴好,远远望去,煞是好看,就等着买房的业主高高兴兴地入住了!一天,一位准备搬迁人住的业主走进“金源集团”的大门,他拿着售楼时的宣传材料找到某位负责人,有点生气地指出:所住楼房一层的瓷砖颜色不对,而且瓷砖贴的高度也超过了原来的设计。对此,这位负责人解释道:
“您的投诉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瓷砖的颜色和高度与整体楼房的外观不相配,所以做了临时的调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买房的业主据理反驳。
由此,这位负责人和买房的业主话不投机,发生了不甚愉快的争吵。
这时,正在办公的黄如论先生闻声走出办公室,向这位业主问清了原委,遂果断地说:
“对不起!是我们的过错。请您放心,近期我们就派人全部炉掉未按广告贴的外墙砖,按照原来的设计再重新贴好。”
这位投诉的业主,并不知道这位断然行事的人就是“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于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满意的。但是,当他一想到这一铲、一贴的损失,遂又有些不安地说:
“这样一来,你们的公司就要赔几十万元啊!”
“是的!我们花几十万元买个教训——或者说让业主满意,是值得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客气地送走了这位投诉的业主,接着又下达了重新铲、贴瓷砖的命令。数天过后,楼房的外包装完全恢复到原来的设计上。
对此,这位业主非常感动。我记得在《金源》月刊上登了这位业主的一篇文章,表扬“金源集团”以及黄如论先生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
同样,黄如论先生也是出于慈生我心的感悟,对主动卖给中国人民大学供教师住的楼房,也曾经做过一次较大的调整。由于我的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对这次售楼前后知根知底。所以,我对黄如论先生重新调换楼房的做法是称道的。情况如下:
世纪金源集团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联合开发蓝靛厂的协议之后,黄如论先生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爱,立即作出决定:从“世纪城”二期五区中拿出临街的七、八、九、十共四幢商品楼,低价卖给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以解燃眉之急。我记得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我的夫人和她的同事们真是高兴极了,先是兴致勃勃地奔走相告,继之又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前来“世纪城”二期、五区,争相观看样板房。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穷得可怜的教授、副教授们绝大多数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原因是简单的:这四幢商品楼多是大户型,最小的是13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是186平方米,虽说起价比同类商品楼房低六百多元,但能买得起这种户型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职工依然是极少数。据我所知,这四幢商品楼近500套住房只售出几十套。
黄如论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商定,在“世纪城”二期、五区的空地上,立即为人大的教师再盖两幢小户型的楼房。半年过去了,两幢小户型的大楼拔地而起,近300位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职工从人大校园迁出,告别了既小又破且住了多年的陋室,相继搬进了“世纪城”二期、五区中“户户朝阳”的高楼中,他们那种高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中国人民大学把那些既小又破的陋室拆掉,遂又盖起了急切需要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
为了解决中国人民大学住房难的问题,校方领导根据有关文件的精神,即:一是教职员工根据不同的职务、教龄的长短等条件补给购房费;二是原在校园的住房再给一部分折旧费;三是请求地方政府免收地皮费(只有居住权);第四,如果房地产商再少收一些建筑费,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就买得起住房了。换句话说,原教职员工的住房旧址也就可以变成教学区了。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领导请黄如论先生帮忙,并希望“世纪城”三期的“时雨园”尽快破土动工,让住房困难的教师早一天搬进明亮的高楼大厦中。
对此,黄如论先生欣然应允。
“时雨园”位于“世纪城”三期西南方位,斜对面就是全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生活、交通十分方便。“时雨园”由12幢住宅大楼组成,楼间有甬路区分,而路与路之间则是绿草如茵,花木葱郁,大小不一的绿色板块,共同构成了别有情趣——且又闹中取静的小区,很是适宜大学老师工作和休闲。对此,黄如论先生的一位部属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们老板说了,‘时雨园’是当代圣人住的地方,一定要狠抓建筑质量。”
熟悉这一带环境的人都知道,在“时雨园”的旧址上不仅有百姓居住的民房,而且还有早已报废的破旧厂房,因此,在“时雨园”动工之前必须先完成居民的搬迁。为此,黄如论先生又为这些居民盖了几幢搬迁楼。
当地的居民一俟搬进新盖的搬迁大楼以后,黄如论先生下令拆房、清理现场,然后才宣布启动“时雨园”的建设。从此,建筑工人就不分昼夜地奋战在工地上。不到一年的时间,“时雨园”中的十几幢大楼神不知、鬼不晓地立在了“时代购物中心”对面的大地上。
黄如论先生又是出于慈生我心的缘故,他想到了一旦数以千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等迁入“时雨园”之后,年长的教授、副教授们有了孙子、孙女,或外孙、外孙女怎么办?年轻的讲师们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办?为此,他在“世纪城”三期同时建了两座幼儿园。或许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民大学的孩子人托难的问题,也或许是为了提高“世纪城”的文化档次,其中一座幼儿园以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命名,并位于“时雨园”的附近。这样,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员工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为“世纪城”一期、二期、三期的业主提供了方便。
我记得原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位于人大附小的旁边,是一所很有些名气的幼儿园。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二女儿就全托在这所幼儿园里。那时,我经常接送二女儿,对园中的设备是很满意的。日前,我曾到“世纪城”新建的幼儿园看了看,真是今非昔比了!再一看孩子们快乐向上的精神面貌,则更是感慨万千。为此,我对黄如论先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