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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城镇化的现状评估（第1页）

§一、中国城镇化的现状评估

（一）中国城镇化的水平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1996年达到30。48％，比1995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到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九五”和“十五”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43%和1。35%，远远高于“六五”至“八五”期间的城镇化率。

对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理论界存在着很大分歧，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另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也计算在城市人口中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虽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后，差额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且不说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就是外出打工者也不应重复计算，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不仅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而且大大扩大了城镇人口的范围，也夸大了城镇化水平。

判断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是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多种参照体系，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

1。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霍利斯·钱纳里等通过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下平均的城市化水平，一般称“发展模型”。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市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近25。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理想的城市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城市化；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工业化。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受到城市化滞后的约束，从而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促共进关系。以工业化水平作为参照物探讨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判断中国城镇化是否滞后，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进行：

（1）通过本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进行分析。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外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一般为正值，而中国的情况却与其背道而驰。

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但同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了，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不是负数，而是正值。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没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

（2）以钱纳里的“发展模型”所总结出的常态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作为标准进行分析。钱纳里等人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基本处于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我们把相同人均G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在同一图形中，就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零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之比较，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中国偏差一直在零轴之下，即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推进的速度，偏差值最高达到-26。38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均GNP　200美元，即1978年左右才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呈下降趋势。1999年偏差为　-11。8个百分点，比1978年减少了14。58个百分点。但直到200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还为-5。71个百分点，仍然为负值，城镇化滞后的状况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3。与非农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滞后

城市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因此，能够综合反映二、三产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为避免重复（工业化是非农化的一部分），本部分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职业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我们称这种状况为城市化滞后。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Ｕ）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即非农化水平，并且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6年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人曾经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到底是快了还是慢了?理论界对此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判断。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病”和“农村病”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有的学者从非农就业比率和城市化水平的角度分析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快慢，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况且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城市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因此，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另一部分学者从资源、环境的城市化条件的角度分析，持有相反的看法，如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问题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还有学者从进城农民就业和城市状况的角度判断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如贺雪峰也认为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因此，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