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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凯歌行进的原因（第1页）

第八节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凯歌行进的原因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几次粉碎官军的大规模围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变成起义军的前进基地呢？除了这里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崇祯十三、十四年的严重灾荒以及起义军经过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李自成起义军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对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河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时，河南遭受连年大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义军所到之处，废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钱粮，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94]，使贫苦群众能够安心生产。义军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富室实行“籍其家以赏军”[95]的政策，既打击了官僚地主，也弥补了军队的食用。在起义军内部从上到下实行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96]精兵是作战的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其他士卒和家属只吃两顿。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人物，也在饭食上“粗粝与众共之”[97]，穿着方面“衣帽不异人”[98]，混在战士当中都使人难以识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平均主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99]。从李自成初起事时“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100]，到崇祯十四年以后攻克洛阳，义正词严地斥责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贵人剥穷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处死福王后大开福邸仓囷“令饥者以远近就食”，对其他“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也“籍其家以赏军”[101]，都体现了农民们要求铲除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之间极其尖锐的贫富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千百万农民正是在这种当时“最革命的思想”[102]鼓舞下呼啸前进，向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拼死的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否定和贬低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都必然导致抹杀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封建统治的辩护士。其二，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体现在起义军内部的供给制度方面。他们所采取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然农民们憎恶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他们要求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把生活上的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义军的鲜明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它的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张岱记载说，起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一女者如**吾母”[103]。进攻开封时，李自成也发布过命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104]义军作战时的军令也极其严格，令行禁止，“临阵无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105]。攻城时为了实施爆破或拉崩，命令军士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的回营休息，不足数的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战士们仍然奋勇攻城。

起义军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明王朝官军的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南人民从事实当中认识到李自成起义军是自己的真诚保护者，由衷地欢迎和支持起义军。如史籍所说：

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106]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07]

封建文人的笔下能出现这样接近实录的描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所向无敌，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统，把起义军斥为犯上作乱、十恶不赦的盗贼，老百姓却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的心是向着起义军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义军的片段记载，例如：“初，贼之至他邑，有候于途者，有饷之粮者，有贻之弓箭者。”[108]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统官军“冒雪行抵裕州”，当地“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贼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109]。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扩展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虚声煽动”等诬蔑之词所能解释的，它归根结底反映了李自成起义军是深得人心的。

[1]关于李自成起义军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什么路线进入河南的问题，请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于到达河南境内的具体时间，由于所见材料有限，还不能得出结论。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记载的时日都偏迟了一些。例如，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贼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为十七日。根据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的记载，李自成在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经“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当时任明政府河南游击将军的高谦，在其所撰的《中州战略》里，也记载他在崇祯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抚李仙风谕帖说：“近据宝丰、鲁山塘报，皆云闯贼哨马四出，老营不动……”当时高谦统兵在外，考虑到宝丰、鲁山塘报送到省城开封和李仙风谕帖送达高谦的时间，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动向最晚不能迟于十月。何况，宝丰和鲁山距陕豫交界处已有相当一段路程。另据《嵩县志》记载：崇祯“十二年（当系十三年之误），闯贼李自成败亡，仅数百骑遁入嵩、卢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万安、田湖、新庄及樊店盘龙寨、西崖山寨，掠万人，连破宜阳、永宁等县，饥民从者已十余万”（见康熙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十，《杂志·灾祥》附录“被兵始末”；又见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还曾经在嵩县、卢氏一带深山里休整。依据这些材料，做出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秋天已经进入河南的判断，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证明《豫变纪略》所说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实。

[2]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一八《艺文》，《崇祯十四年乞免钱粮疏》。

[3]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4]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眼荒说》。

[5]《豫变纪略》卷二。

[6]《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8]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宜阳和永宁的时间前后倒置，实际上攻克宜阳是二十一日，克永宁是二十七日。

[9]郑廉《豫变纪略》卷二，记牛金星是“乙卯举人”，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启辛酉举于乡”，辛酉为天启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选举》、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三《选举》、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五《选举表》，都说牛金星，字聚明，“天启丁卯科”举人。嘉庆《宝丰县志》还说：“崇祯三年香山塔记，碑阴载金星崇祯丁卯科举人。按：是时天启丁卯七年八月帝崩，庄烈帝（崇祯）立，犹未改元，依志称天启丁卯为是。”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述大顺军队长姚奇英之言，亦谓牛金星“系丁卯科举人”。可以断定，牛金星在天启七年中举，其他的说法都不对。

[10]《国榷》卷九七，记崇祯十二年四月七日“河南贡士宝丰牛金星有罪戍边”。关于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狱论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各种史籍的说法略有不同，可参见赵士锦《甲申纪事》、郑廉《豫变纪略》、耿兴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砺传》《卫桢固传》、康熙五十六年《城固县志》卷七《石可砺传》。

[11]《豫变纪略》卷三。

[12]关于谶语“十八子主神器”的来由和流传情况，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载江苏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一文中，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杨绍溥同志在提交第一次清史讨论会的《关于李自成自称十八子的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与农民起义》论文中，做了详细的讨论，可资参考。《明史》卷一一八载，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觊觎大宝，“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李清《三垣笔记》下卷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后，御史张孙振云：“皇上御讳为十八，所云‘十八孩儿与胡战者’，非谶乎？此万年祚也。”说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当主神器”的传说不绝如缕，不仅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在统治集团中也颇有市场。

[1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五八八页。

[14]请参看《李岩质疑》，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谈李岩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5]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16]同1。

[17]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卷八；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18]一说王绍禹部卒用绳索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19]《谈往录》卷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

[20]《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吴伟业大概是认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体，在《绥寇纪略》里竭力加以掩饰，记作“福王趺坐于地，贼逼之，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

[21]徐树丕：《识小录》卷二，《襄福二藩陷没》条；同书卷四《福藩之变》条，记李自成之语作“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维祺》。又，吕维祺之子吕璜在《吕太傅忠节述乞言》中，记李自成诘责语为：“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议剿，何逼人太甚？”见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艺文》。

[23]《绥寇纪略》卷八。

[24]《豫变纪略》卷三。

[25]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李自成以邵时昌为河南伪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说以邵时昌“总理城守”，不详授何职。这里是根据当时随李仙风领兵重占洛阳的明游击将军高谦所作《中州战略》。

[26]《平寇志》卷四；《绥寇纪略》卷九。

[27]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灾异》。

[28]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喜，署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这种例子是比较少见的，反映了当地居民自发地支持起义军；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李自成这时还没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没有分拨军队留守地方。

[29]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陈泰来在《上河南沦陷安集讨贼疏》中说：“臣闻贼之蹂汴也，破一城即尽其城而毁之。其无大志、奸谋，于此毕见。故臣昨冒昧具疏，以为非贼之利。然贼之设心，以为城郭不存，则守令不能露处，无守令而民散，虽欲不从我不得也。”（见《陈节愍公奏稿》卷上）陈泰来听说起义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把城墙拆毁，以为这表明起义军领导人胸无大志，其实是误解了起义军的战略意图。

[30]陈洪绶：《备陈一代兴亡疏》，见《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二。据当时参加这次召对的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记载，朱由检说：“亲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讫大痛，掩袖流涕。”（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31]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录》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