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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朵玫瑰（第2页）

三

女大虽然只有文理两院，但在吴贻芳的领导下，却十分注重女性优势特点，设立了如社会学系和家政系等全国领先的特色科系。对其社会学系的成就，有学者评论认为：“为我国打开了一条传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通道，成为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于我国的重要场所，在普及和发展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社会工作的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其特定的内容，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农村。至于抗战期间，为战时后方所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体现了为时代、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特点。”而家政系，侧重营养学研究和婴幼儿教育，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空白。

她独具匠心，在学生日常学习管理方面采用主辅修制，她曾说：“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大大扩展了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到1939年，女大才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了辅修系。

女大对课程学习实行积点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生考核制度是积点制和学分制并用，学分和考试合格，也需积点达标，否则不能毕业。积点是学生修习课程的学分和考试成绩的高低记点，仅及格不能获得积点，这就杜绝了学生及格万岁的投机心理。

她还设法延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到女大授课，这吸引了很多高校学生来旁听。

四

金陵女大，校规严格规定：不收已婚学生，在校学生一旦结婚，就得自动离校。吴贻芳主校时，虽然严厉却充满温情。

有一次一位女生和一名爱国军人感情很深，两人决定偷偷结婚。她知道后带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枚胸针，到学生家祝贺，并委婉告诉对方，不要到学校来了。后来这位女生的丈夫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向她表达了重回学校的愿望。她接受了请求并全校宣布：“因为她是烈士的妻子，我破一回例，让她继续学习，她的子女也由学校养活。”

1925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已经35岁，在上海有两个孩子，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带着儿女到了南京，给吴贻芳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自己的家庭和婚姻情况，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她被曾季肃的执著感动，也将其破例录取了。

抗日战争期间，金陵女大被迫四处迁徙，到成都继学，她始终激励学生要有“拿炭烧口”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并提出了“艰苦建校，抗日救国”、“努力读书，后援抗日”的口号，与学生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大量救死扶伤工作，真正做到了勇赴国难。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她挺身而出，参加募捐活动，带领学生到医院为伤兵服务，投身由邓颖超、何香凝发起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常务理事，并以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主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在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中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她以其杰出的人格魅力和爱国精神，赢得了社会广泛尊敬。1941年3月，她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主席之一，是五位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董必武曾称赞她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

1943年3月，她组织“中国六教授团”，率领众人赴美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和她接触交流，深深被她所折服，盛赞她是“智慧女神”。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政府派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而吴贻芳则是代表团中的唯一女性。她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字国，她也就成了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陷入内战，吴贻芳也感到了困惑和失落。当时姨夫陈叔通告诉她，要远离国民党政府，别在官场任任何官职。姨夫的话，让她两次拒绝了担任教育部长的请求——

1946年2月，她经过重庆时，宋美龄建议她出任教育部长，被她拒绝；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又推荐她做教育部长，她还是谢绝了。

1949年4月22日，她毅然退还宋美龄馈赠的赴台湾机票，与金陵女大一起留守南京，静静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她和金陵女大学生们一起加入到了欢迎的队伍中。

不久后，南京政府举办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她说道：“金陵女大愿在信仰自由的原则上，为人民服务，在中共领导下，继续为社会培养人才。”

南京刚解放时，解放军没有制空权，国民党常派飞机到处轰炸，有人向她提出学校挂美国国旗以避免被轰炸，她断然拒绝，并掷地有声地说：“不管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悬挂美国国旗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解放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学校里，为什么要悬挂美国国旗？这事关民族气节和国家荣誉，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这样做。”

五

吴贻芳在执掌金陵女大的23年中，业绩卓著，成了学校的精神支柱。1944年，学校校刊头条刊登了吴贻芳校长因阑尾炎住院治疗的消息，全校师生揪心，一个星期后，同一位置又刊登了她恢复健康的消息，同学们也放宽了心。

女大的学士学位，得到了英、美各国著名大学的认可。只要持有她签发的毕业证书，国外很多著名大学都可免试入读研究生。

一位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认为，吴贻芳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和品格正是她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作出贡献的秘诀之一。

珍惜利用每一分钟，是她能为女子大学和中国作出贡献的秘诀之一。在日本侵华期间，她就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和开会。在成都那几年，有一次，一位学生周末早起，惊讶地发现校长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她笑着解释说：“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所以就找点事情干干。”

而她的成功，口才出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她在学生时代就能够出口成章，发言不需稿子。一位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回忆说：“她看起来安静、平稳和保守，像是一位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我记得，特别是在她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候，她主持会议的方式和优美准确的表达，都令我敬佩不已……”

1919年，女作家冰心（谢婉莹女士）在中国北方协和女子大学（北京协和女大）上学时，曾经听过她演讲。多年后，冰心回忆说：“吴贻芳的风采给了自己极为深刻的印象。吴贻芳既端庄又和蔼，她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时条理清晰、声音明朗。”

在她去世后，冰心以“一代崇高女性”为题著文纪念，深情地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1952年金陵女大并入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此时，女大共培养了活跃在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共999名毕业生，被人称为“999朵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