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居庸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现在提起“天下第一关”,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山海关。但其实“天下第一关”的殊荣,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明中期以前,其实居庸关才是中原王朝对外的“天下第一关”,是长城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关隘之一,为京城的西北门户。居庸关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为何能够配得上“天下第一关”的雄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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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位于燕山山脉,现址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北40里处,它与山海关、松亭关等重要关隘一同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共同守卫河北地区,是阻拦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
宋人富弼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中曾言:“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地,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比中原险要,所侍以隔绝匈奴者也。”其中居庸关近于燕京,在明代以后更是护卫着京师,成为“天子守国门”的国门。
“居庸”一词首次出现于《吕氏春秋》,距今已逾2000年的时光。元代户部侍郎李瓒便曾作诗道:“居庸自古号雄关,今日经临眼界宽,万仞巉岩看不尽,千寻峭壁画应难。”
居庸关处于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周围群山环伺,海拔在千米以上的高峰并不罕见,两脉之间仅有一条40里的长孔道可以穿过,名“关沟”。
从地理上来看,居庸关处于太行八陉之一军都陉之上。《淮南子》记载,“居庸岩险闻于古今,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线,其侧如倾,艰折万状,车马难行”。《水经注》中记载居庸关“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仅容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一段对于关沟之险的描述:“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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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关隘之设,往往看重当地的地理条件。关沟处于西山—军都山、太行山—燕山中间,是连通晋北至内蒙最为重要的孔道之一。关沟两侧悬崖高峙,是典型的峡谷地貌,行军时若不愿翻过千米高山,便只能从这一孔道中穿越。
作为自然屏障而言,关沟并没有想象中易于通行。由于居庸关两侧山岸是由地壳运动挤压产生的,因此关沟地形只是海拔上相对较低,实则高低落差较大、道路崎岖难行。不仅如此,其最窄处仅有数米空间可容通行。宋代的程大昌在《北边备对》中说,居庸关窄处“通行之地才阔五步”,仅容单车过隙。在这种特殊的地形中,后勤运输变得相对困难,而军队亦同样难以前行。
在相对位置上,居庸关距离北京不过一日步程,这使得居庸关可以背靠整个河北平原,获得足够的粮食与物资补给。在关键的水源上,当地拥有发达的水脉与奔涌的巨涧,无须另行补充。
从整体上而言,居庸关拥有优异的补给条件,而挂靠河北水系也可以让军队拥有极强的机动性,这无疑增强了其战略意义。尤其是战争的主要兵种从先秦以车、步为主,过渡到汉代以骑、车为主以后,这种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由于太行与燕山山脉的遮蔽,自秦以后,关沟成为塞北游牧民族南下侵略的主要孔道之一。关沟左右的群山环伺、地势较高,唯有关沟可通行,因此构建防御的关键,便是通过建设防御工事堵上这一漏洞,与周围的地理环境一同形成坚实的防御屏障,这也是构建居庸关防御体系的意义所在。既然居庸关防御体系是为了这40里关沟所置,因此必然会形成40里以上的纵深。
在历朝的不断建设中,居庸关和关沟的防御体系迅速强化,其范围并不止于居庸关城墙本身。由小至大而言,居庸关防御体系采取了居庸关城—居庸关沟—居庸关防区3个层级的梯形防御部署方案。
其中,第一个层级居庸关城位于关沟中部,控扼南北通路;第二个层级居庸关沟,则分布着5道以关城构成的防线,依次为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居庸关城—南口城;第三个层级是由居庸关五关城延伸而出的军事控防区,它与当时中央政府的军事能力与政策有关。
中部的居庸关城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中心,它依山而建,居高临下,在山脊之上矗立的城墙高险而不可攀,而东西两面高耸险峻的山体则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天然屏障。
居庸关城依附的东西两山,虽有8条相对平缓的山沟可供敌人进军,但在这些路线上却又有高耸的敌楼作为防护,弥补了脆弱之处。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大型的机械弩、连射弩已应用于实战之中,据出土文物来看,有些连弩可以连续进行10次射击,甚至二矢、三矢并射,而宋明时期的火器更是威力卓绝。这些战争兵器在野战中未必能完全发挥效用,但在此处,高地带来的势能却大大增强了其威力。
此外,居庸关城还拥有岔道、八达岭、上关3座关城所组成的外围防线,这也为居庸关城提供了更加强大的防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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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并非一日建成的,史书记载中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首次对居庸关的大规模开发,最晚起于汉武帝时期。
由于北部游牧民族入侵,汉武帝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居民至居庸关地区避难。第一波大规模移民数量计6万,其后陆续还有小股移民移居当地。但这些移民并非朝廷军队,他们也是躲避战祸的难民,失去了在河东地区的祖业,根本没有生产资料得以维生。对此汉武帝想到了一个一举数得的方法,他让这些难民在上关、南口、八达岭(北口)修建关城,将关沟的南北两口以关城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