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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于谦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第1页）

文官于谦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

关于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因为事情发展得实在太令人震惊，一直以来就被赋予了各种阴谋论：有人说土木堡之变是文官的阴谋，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说于谦是罪魁祸首。其逻辑是土木堡之变中皇帝都败得那么惨，于谦带领的北京保卫战却打赢了，肯定是有人出工不出力。那么，土木堡之变中被斩首的明廷，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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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试图效法其先祖远征兀良哈的事迹，率20余万大军亲征瓦剌。然而，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误，明军被瓦剌军队围困于京北土木堡。

人困马乏之下，明军士气低落，在瓦剌的攻势下全军覆没，随军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就连明英宗本人也被也先俘获。

这一战，也使得原本清晰的明蒙攻守态势再一次发生转换。对于明朝而言，最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土木堡之变的大败，让明军精锐损失惨重，而明朝的指挥中枢也因为重臣的战死和皇帝的被俘几近瘫痪，而刚刚获得大胜的瓦剌也先，此刻有了进攻北京、继续扩大战果的野望。

强敌在侧，群龙无首，内忧外患下的明廷面临着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但我们都知道，也先对北京城的攻略并没有成功，京师保卫战是以明朝的胜利结束的。

就像《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写的那样，京师保卫战之所以能够成功，绕不开救时宰相于谦的功劳。明英宗的孙子朱祐樘的话说得非常公道，“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于谦）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于谦于少保的挺身而出，明朝到底能不能度过这次危机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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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不同于英宗临时起意御驾亲征时的仓促，京师保卫战期间，明朝对于瓦剌入侵的准备相当周详。起用战败将领，调配补给，训练京师守备，调派各地军队入京，这一系列举措有条不紊地展开，确保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为了充实京中部队，明朝调拨两京和河南的备操军、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浙江兵驰援北京，这一举措，让京师兵力从原先的不过数万扩充至22万。

另外，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景泰帝）监国，与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由于明朝主力全军覆没的消息带来的冲击，不少大臣建议放弃北京，迁都南京避祸。后来南宫之变的推动者徐珵（后改名徐有贞）更是大言不惭地宣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于谦就是在此时说出了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中枢的文武重臣已经因为土木堡之变死伤惨重，但于谦当时只不过是兵部左侍郎，朝中官职地位比他高的不在少数，但敢于这样指斥建议南迁者的，却只有他一人。之所以于谦敢站出来说这样的话，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如此之外，他科道官员的出身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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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对明朝中枢的打击极大，除了前文提到的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外，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这些部门二把手也都死于事变当中，反倒是游离于六部之外的监察体系得以保存下来。

明代的监察体系较为复杂，像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按察司、六科给事中都属于监察体系范畴。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这类风宪官的选拔极为重视，曾下旨称其为“耳目之寄，肃清百司。今后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

自此以后，监察官员的选拔就变得越来越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明初百废待兴，官员调任本没有太过死板的要求，一些吏员若是表现良好也能破格为官。但监察系统却是例外，不仅不允许这种破格提拔的存在，就连正统科举考入的进士想要进入科道，也必须经过层层选拔后，再“理刑半年，考试除授”。

这种对于监察系统官员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去世而衰弱，相反，由于统治者对于监察百官这一现实需求的存在，明朝历任皇帝在言官、御史的选拔上都开始层层加码。

如此一来，这些监察系统的官员在个人素质以及地位上都远非普通官员可比，正所谓“口含天宪，清华之选”。于谦就是御史出身，除他之外，土木堡之变后有定朝局之功的礼部尚书胡濙（就是传说中奉朱棣之名寻访建文帝的那位）也同样担任过兵科、户科给事中，同属科道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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