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历史的鸟瞰与仰视、超越与深人,……凡此种种也是值得试一试的。
我们不想轻巧地套人老三论、新三论的模式当中。但是,前面提到的激活,也许与耗散结构论、突变论有某种相似之处。当一个大一统的、处于内耗之中的社会,一旦为红宝石激光所激活,是否也能形成集束的历史动力,以引起突变呢?我们有过唐代亚洲文明的“激活”,现在是否也能有整个世界文明的“激活”呢?一部作品往往得靠一个灵感的激活,一部历史呢?何况历史本身不仅是科学,而且富于艺术的特性呢。它难道不需要不同文明的激活,乃至于外星文明的激活么?有部小说写得好,对于外星文明来说,地球文明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无论其内部一方对另一方是多么地开放,所以,在面临外星文明出现时,却一致采取了拒之门外甚至毁灭的措施。一日长于百年,对于时间的封闭系统来说,可谓千真万确。濒近死亡的时间是无限地凝滞的,濒近死亡的历史也是如此。激活了,时间便流动了,历史也就生气勃勃了。山中方七日,世上己千年,岂止是神仙?相对论已揭示了这一真谛。不须多说了。
任何预言,说到底也就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的符咒,它是从过去获得这种能力的。这种观念已接近于佛教了。而我们要摆脱“历史”,不需要“预言”,则要有一次再生与激活,那时,历史前进的方式便再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历史便获得了解放。无规律是对有规律的惩罚,当然也是一种解放和自由。引力线消失,切线方向的逸出就是对打圆圈循环不已的规律的一个破坏与超越。任何预言的有效期只是在切线上的那一点之前,与圆弧相交的那一点之前,所以,让一切预言家的预言失效吧,他们毕竟是生活在过去,在历史的过去。而历史还得前进,决不按过去的方式前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对循环论的一个否定,最终的否定,但绝不是肯定过去就是循环,其实总是有不断的旋转与不断的逸出的,由小圈变成大圈,由原子的模式到宇宙的模式,一直到核心的引力消失,平面的螺旋变为立体的螺旋,一直到多维空间的螺旋——那便不再是螺旋了。
一切譬喻都是整脚的,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也已够熟耳了的。
倒不如借助一下禅宗的公案。
这是一个著名的公案,系青源惟信禅师所说的:
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前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后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显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历史也是如此么?
那么,是非、物我之间的界限又何在呢?前一个“山水”的历史与后一个“山水”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一个有心的“历史”与一个“无心”即“本心”的“历史”之间,该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这恰巧是中国式的独特思维的境界,有别于西方的理性思辨,也有别于印度的内心反思。西方将理性作为历史发展的总纲,印度则在轮回因果间堕人无限的循环史观中,也失去了“历史”,山不是山,水亦非水。
而我们则找回了“历史”,但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这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直觉思维。
在这里,过多的理论反而加强了限制,不妨去“悟”吧!
我们面临的就是过去这样一部历史。
但又得从这样的历史中走出来,“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我们能有这种澄明清澈的感悟么?我们头脑中积淀的历史意识——先人之见显然是太多、太多了。
老子说: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六章》)
此时读起来,岂不倍感亲切,颇有茅塞顿开的解构味道么?
是的,我们所患的精神后遗症是太重了,须“损之又损”才行,不然,我们无法跳出自我封闭的圈子,无法挣脱意识深层里的重力。我们决不让“历史”把今天窒息,从而无法走向未来。为此,我们在文化史观上做这么一篇文章,也就试图“损之又损”,在变革的浪潮中,为改变旧的心理观念作一个小小的尝试与努力,它也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个失败。
可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切是尽可能快地犯错误”(约翰·惠勒语,引自《猜想与反驳》)。“我现在甚至能为一个我所钟爱的理论遭到证伪而感到高兴,因为甚至这也是一个科学成就”(约翰·卡鲁·艾克尔斯语,引自《猜想与反驳》)。
西方哲人们这一豁达心理,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我决不抱住这小小的努力不放,巴望得到证伪,以换取、见识到更高明的理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造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改造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应该有一部无愧于这个蔚蓝色星球的历史,要生存,就得发展,就得前进,就得激活,停滞只有死亡。
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