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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初识风波恶（第1页）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

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苏轼《龟山》

治平五年腊月，苏轼携家眷抵达汴京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

马车从南薰门入城，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苏迈掀开车帘一角，好奇地望着窗外白茫茫的街市。他上一次来京城还是四年前的事，那时候他才四岁，对这座天下第一繁华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如今他已经八岁了，能认得一些字，也懂得了什么叫“搬家”——从眉山到汴京，坐了将近两个月的船和车，母亲告诉他，以后他们就要在这里安家了。

“爹，这就是京城吗？”苏迈回过头来问。

“是。”苏轼掀开车帘，望着漫天飞雪中若隐若现的宫阙飞檐，目光有些复杂。三年前他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心里装着两具棺木和一腔悲恸。如今回来，棺木已经安葬在千里之外的眉山祖茔，而他身边多了一个新的妻子——王润之，正在车厢另一侧安静地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包袱，那里面是他父亲遗作的清抄稿。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而干燥的空气灌进肺里，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回来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父亲不在了，妻子不在了，但他还活着，还有弟弟，还有儿子，还有未竟的事业。

马车沿着御街向北驶去。苏辙在京中的宅子早已派人打扫干净，为他们接风洗尘。兄弟相见，自然是一番感慨。苏辙比三年前瘦了一些，鬓边也有了几根白发，但精神尚好。他在御史台任职，虽品级不高，但身处言路，对朝中大事多有耳闻。

当晚，王润之和史氏带着孩子们在后堂用饭，兄弟二人在书房对坐。炉火烧得很旺，窗外雪落无声。

“京城这三年，变了很多。”苏辙给兄长斟了一杯酒，缓缓开口。

苏轼端起酒杯，没有喝，只是放在手心里暖着。“说来听听。”

苏辙便说了起来。他说得很多，从先帝驾崩、今上即位开始说起。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赵曙驾崩，年仅三十六岁。太子赵顼继位，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这位新君即位时不过二十岁，血气方刚，锐意求变。他登基不久便召见了王安石——那个在仁宗朝便以“万言书”震动天下、却一直未被重用的奇才。

“王安石？”苏轼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这个名字他当然听说过。早在嘉祐年间，他就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那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痛陈时弊，力主变法。他当时读后，既佩服其胆识与文采，又隐隐觉得其中有些主张太过峻急。后来他在史馆任职时，曾听同僚说起，王安石为人极其自负，与人辩论从不让人，人称“拗相公”。

“去年二月，今上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苏辙说，“从那以后，朝廷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再也没有平静过。”

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苏辙一一道来，语气中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忧虑。每一条新法听起来都是富国强兵的良策——均输法改革漕运，青苗法借贷于民，免役法以钱代役，市易法平抑物价。但苏辙亲眼看到的是，这些法令在推行过程中变成了什么样子。

“就拿青苗法来说，”苏辙放下酒杯，手指在桌上画了一个圈，“官府向农户发放青苗贷款，春贷秋还，利息二分。本意是让农户免于高利贷的盘剥，可到了州县，官吏为了邀功，强行摊派额度，不管你需不需要、还不还得起，一律按户等摊派。有的农户根本不需要借贷，却被逼着画押领钱，到了秋天，连本带利要还，还不起的就拿田宅抵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哪是惠民之政，分明是害民之政。”

苏轼沉默良久，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炉火映在他脸上，明灭不定。

“我在眉山守孝的时候，”他缓缓说，“写了《思治论》。那时候我想得很清楚——本朝之患，不在于法之不备，而在于法之不行。朝廷不是没有好的制度，而是没有人去好好执行。所以我才说，变法之要，在于得人，不在于更法。可眼下看来……”

“眼下看来，”苏辙接过话头，“朝中那些人，只想着借变法建功立业，谁管百姓死活。”

苏轼没有接话。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像是要把整座汴京城都埋掉。

第二日，苏轼去吏部报到。三年前他丁忧离京时，官职是殿中丞、直史馆。按照惯例，丁忧期满应当官复原职，但吏部的官员翻了半天文书，最后给了他一个告身——国子监考试官。

“直史馆呢？”苏轼问。

那位官员头也不抬：“直史馆已经有人了。”

苏轼没有争辩，接过告身便离开了。他走在雪后的街道上，靴子踩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国子监考试官——一个闲职，和修史、起草文书毫无关系。这意味着有人不希望他回到权力中枢。

谁？答案不言而喻。

几日后的朝会上，他终于见到了王安石。

那是一个清瘦的老人——其实也不算老，王安石时年四十八岁，比苏轼大十五岁，但头发已经花白，面容清癯，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是两块烧红的炭，随时都会迸出火星来。他穿着紫色朝服，站在百官之前，身形如松，说话声如洪钟。

那天朝会讨论的是免役法的实施细则。几位老臣出班反对，言辞激烈，说免役法加重了乡户的负担。王安石当场驳斥，逐一列举数据，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那几位老臣被驳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地退回班列。

退朝后，苏轼在廊下与王安石迎面相遇。

两人都停了脚步。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嘉祐年间，苏轼在京中应考时，就曾在某次宴会上远远见过王安石。那时候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进士，而王安石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章大家。如今十二三年过去了，他已是三品朝官，而王安石则成了帝国实际上的执政者。

“介甫先生。”苏轼率先行礼。王安石字介甫，按照当时的礼节，称字是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