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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第1页）

80年代初，这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那会儿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风扇，这些都是稀罕物，唯一解热的工具就是手摇蒲扇，热得更是实打实的。有句段子最能形容这份酷热：太阳底下站五分钟，浑身汗流得能浇菜，出门一趟像被蒸了一遍，连空气都烫得能焐熟鸡蛋，晚上躺床上，席子烫得不敢贴皮肤，翻来覆去，唯有院子里的晚风，能带来一丝难得的清凉。

但这无疑是个满溢喜悦与丰收的季节——恰逢土地下放的第一年，也是家家户户实现自给自足的第一年。这一年里，乡亲们把所有的心血与汗水，都倾注在了自家分到的几亩田地上，从春种时的躬身插秧，到田间的除草施肥，每一步都藏着对好日子的期盼。转眼到了七月，正是稻谷金黄、颗粒饱满的收获时节，辛苦了一整年，终于到了见证劳动成果的时刻。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镰刀挥舞的“唰唰”声、乡亲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满是丰收的喜悦。此刻，大家心里最牵挂的，莫过于今年的收成好不好，这两天会不会下暴雨，若是下雨，又会不会影响稻谷的晾晒，耽误了这一年的好收成。。。。。。

正值农忙丰收的时节，某天清晨，母亲突然出现了临盆的征兆。家里人顿时慌而不乱，第一时间从村里请来了赤脚医生，一场关乎两条生命的接生，就在家中悄然开始。

八十年代的农村，卫生条件尚未普及，缺医少药是常态，再加上交通闭塞，村里的妇女们生娃从没有去医院的念头，全都在家中分娩，选择村里的赤脚医生为其接生。

赤脚医生，即亦农亦医的兼职人员，是中国卫生史上的特殊产物，指在乡村中未纳入正式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基础卫生知识，能够诊治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核心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根除传染病。赤脚医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医学世家出身者，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的人。这些人经挑选后，前往县一级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便成为赤脚医生。他们没有固定薪金，平日里闲暇时仍需赤着脚、荷锄扶犁下地种田，“赤脚医生”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他们没有固定的医疗场地，始终坚持□□，乡亲们谁家有病人，就去谁家诊治。一个药箱、一支针管、几支针剂、几片药片、一匝纱布、一瓶碘酒……赤脚医生们就靠着这些简单的物品，走进了农村的千家万户。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田间地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风霜寒暑，只要乡亲们有病痛求助，他们总会及时上门出诊。

他们的医疗设备主要依靠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这“老三样”，药品种类也十分有限，常用药包括红汞、紫药水、双氧水、纱布、绷带、安乃近、红霉素、青霉素等，同时广泛运用中草药和民间偏方为乡亲们治病。受自身医学知识水平和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赤脚医生能解决的，多是农民日常的头疼脑热、磕碰外伤等小毛病。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出身医学世家或善于钻研的赤脚医生，凭借家传医术或土法，也能诊治一些大医院难以处理的疑难病症。即便他们医术有限，无法诊治所有大病，但却实实在在解决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的核心问题。因此，在那个年代，村民们都十分敬重赤脚医生，既视他们为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更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就是这样一群平凡的人，还默默扛起了村里迎接新生命的重任，守护着一代乡村人的健康。

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姓陈，大家都尊称她陈医生，村里有个生病感冒或接生，基本都是找她上门。

那时的接生，风险大得难以想象。一旦遇到产妇难产、大出血，或是新生儿窒息，没有任何专业的抢救设备和手段，母婴的安全全靠接生婆的经验和运气。更让人揪心的是，接生工具简陋到极致：一把普通的剪刀、一盆烧开的热水、一块干净的毛巾，便是全部家当。断脐带时，消毒环节简单。这就导致新生儿极易感染破伤风，很多孩子没能熬过出生后的前几天，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产妇，也常常因产后感染产褥热、大出血等问题，没能挺过这道“鬼门关”。

据陈医生闲聊，每次接生她都提心吊胆，“人命关天的事，半分都容不得马虎”。没有外援，没有设备，全程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和双手处理，稍有不慎，就是两条人命的悲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再加上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产妇选择去医院分娩，“赤脚医生”这个行业，才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清晨到日暮，昏暗的小石屋卧室外，父亲、三叔等长辈们始终守在门口，满心焦急地等待着，一分一秒都不敢离开。

卧室的门紧紧闭着，像一道闸，把生与死、焦灼与希望隔在两边。

起初，还能听见母亲低低的呻吟，那声音被牙关咬着，闷闷地从门缝里透出来。后来呻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喊叫，再后来，那喊叫也哑了，只剩下粗重的、像拉风箱一样的喘息，间或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喊——那声音不像是从人嘴里发出的，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身体最深处硬生生撕扯出来的。

父亲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他手里捏着那把蒲扇，早就忘了摇。三叔递过来一碗水，他接过去，又原样端着，水凉了，再换一碗，还是没喝。每隔几分钟，他就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一听里面的动静。听不清，也不敢敲门，只把拳头捏的咯咯直响，手心里全是汗。

祖母坐在门槛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像是在求菩萨，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大伯蹲在院墙根下，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悬着的心，落不下去。

屋里每传来一声母亲的惨叫，父亲的身体就跟着抖一下。他咬着嘴唇，咬得发白，额上的青筋暴起来，像蚯蚓一样蠕动着。有好几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抬脚想往里闯，脚抬起来了，又在空中顿了半晌，最后还是轻轻落回原地——他知道，他进去了也没用，只会添乱。

时间过得真慢啊。慢到他能数清院子里每一声虫鸣，慢到他能看见月亮从东墙挪到了西墙，慢到夜色浓了又淡、淡了又浓。父亲后来跟我们说起那一夜，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忘不掉的话：“那一晚上，我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

卧室里，母亲在接生婆的帮助下，忍受着剧痛，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从卧室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乡村的寂静——我，终于来到了这个世上。

陈医生又在屋里做了简单的处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卧室，对着早已等候得手足无措的父亲，轻声说道：“文木匠，恭喜，母子平安。”一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时候，手表还是稀罕的奢侈品，整个村子里都难得有一个人能拥有。我出生的那晚，父亲满心牵挂着要准确记下我的出生时刻，可家里没有能看时间的物件，得子的喜悦让他顾不上深夜的黑暗，打着火把匆匆跑到隔壁院子，去询问一位退伍老兵。那位老兵曾在部队服役，退伍时带回了一块怀表，这在当时的村里算得上是“稀罕物”，周围邻里但凡需要确认时间，都会特意去找他。

接下来，便到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取名时刻。上世纪80年代初，按字辈取名的习俗依旧在民间延续，家中男孩取名，大多会选用彰显力量、阳刚之气，或是承载着家人朴实愿望的字——比如伟、勇、杰、强、军、凯、磊、鹏这类，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觉得，有力量就意味着有好的劳动力，能撑起一个家。

彼时虽然已经实行土地包干到户，农民终于能实现自给自足，但整体生活条件并未有太大改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参军依然是一条难得的好出路。加之父亲心中藏着一份未了的军旅情结，再结合我们家族字辈：“国正天心顺，三清大道成，翠荣光明显，祥瑞献朝廷”。到我我这一辈的字辈是“成”，父亲便为我赐名“文成兵”，小名唤作“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