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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日（第1页）

三月初，农历还未出正月，星城依旧带着料峭寒意。早上六点五十，陈星强迫自己从被窝里爬起来。简单吃了两口早饭，骑上电动车匆匆赶往市人民医院。

七点十五，到达医院透析室。透析时间本来是七点开始的，奈何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五六点就到了开始排队。所以，对于她们这些年轻人，哪怕六点五十到，按排号基本也是最后一个上机。更何况年轻人普遍起床困难，所以就索性来晚一点。

“陈星，来了，先去称体重吧。”护士站负责信息登记的护士看到匆忙赶来的她，主动打了招呼。

陈星在门口量了血压，称了体重。

“58。9”，涨了1。7公斤，还凑合吧。得了尿毒症后，连喝水都成了奢侈的计算题。

肾脏罢工，身体多余的水分只能靠机器一点点抽离。医生反复叮嘱控水，而她已经学会了用舌尖舔嘴唇的干涩，来代替真正的解渴，更别提喝喜欢的饮料，吃甜甜的水果了。

一切都归于克制。

称重后，陈星拿着护士打印出的信息条，进入透析区，去找自己的床位。

透析区里，三十五个床位和机器，机器的警示音此起彼伏，空气中隐约飘着淡淡的碘伏味，护士们正忙碌且熟练地为病人做上机操作。

大部分已经完成上机。四个小时的透析时间，既短暂，又漫长。有人直接睡觉，有人在床边架起懒人支架，刷剧；还有人只是握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信息条上显示30号机，陈星找到了自己的床位。她脱下外套，躺到床上，卷起左臂的衣袖。手臂内侧那截鼓起的血管——那是透析用的内瘘。这是透析的“生命线”，每次插针时，那种针头穿透的刺痛，都让她害怕，虽然早已习惯，但还是难以忍受。

虽说透析室里也不乏年轻人，但当这种事真真切切落在自己身上，陈星仍觉得像一场荒诞的梦。

两年前，她还在上海一家知名IT公司做项目经理。作为乙方服务，白天在甲方公司和客户卑躬屈膝地谈甲方需求，确认每一个功能细节；晚上回自己办公室，和产研团队唇枪舌剑侃客户重要性和需求必要性。时常在客户和团队间周旋。又要写文档、做报告。项目上线前，常常加班到凌晨，快节奏的生活常靠外卖续命。

虽然忙碌，但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和同事有吵有闹有笑也有爱。生活也充满向前的张力，工资可观，一个人在上海租着小公寓，节假日四处旅游，规划着存够钱回星城买房，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后来，一切戛然而止。

在某个早上，她发现自己全身水肿，手脚发麻，请假去了医院，经过各种检查，确诊了尿毒症，予以紧急透析。

母亲总说她是因为天天喝饮料、吃外卖、熬夜，把身体吃坏了，累垮了。陈星没有反驳，追究原因其实已经没有意义，现实像一张巨网，将她牢牢困住。

那时，她无法接受自己在三十岁这年就变成“废人”。一周三次透析，意味着无法正常工作，无法正常社交出游，饮食都要很小心。

一个光鲜自由的人套上无法挣脱的枷锁，生活变得无望，也没有意义。她曾想过直接结束这一切，但在母亲撕心裂肺的眼泪和闺蜜丁文娇的多日劝导安慰下，她选择了接受现实，苟活下去。

身体稳定后，陈星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星城，和母亲一起生活。

“陈星，该你了。”

护士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消毒、穿刺、接管——一系列熟悉却仍让她皱眉的流程。机器启动，暗红色的血液从她体内被缓缓引出，顺着透明管路流入透析器，经过层层过滤后，再悄无声息地流回身体，这就是血液透析。

陈星盯着头顶的灯管，脑中渐渐放空。

患病后的这两年，她从最初的崩溃与恐惧，慢慢滑向一种麻木的接受。她也挣扎过，可那挣扎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无处着力。身边的人总说：“这就是你的命，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