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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南京（第1页）

南京的日子和京城不一样。京城的日子是紧的，像一根绷紧了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南京的日子是松的，松得像一件穿久了的旧袍子，到处都磨薄了，但还能穿。

冯七在安王府住下来之后，头一件要紧事是学会了南京话。“阿吃过啦”“劳驾借光”“乖乖隆地咚”，这些词他从一开始的听不懂，到慢慢地能说几句，前后不过个把月。赵珩笑他学得快，他说：“奴才不会别的，就会学人说话。”赵珩说：“会学人说话是本事，这世上多少人活了一辈子，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天过了是夏天，夏天过了是秋天。安王府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金灿灿的桂花落了满地，扫院子的太监扫了一遍又一遍，扫不干净，索性不扫了。冯七每次从那棵树下走过，鞋底都沾着桂花的碎屑，走起路来留下一串淡黄色的脚印。秋天是南京最好的季节，天高云淡，风里带着桂花的甜香，连空气都比别的时候干净些。但秋天也是让人心慌的季节，天一天比一天短，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逼近，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

这一年里，冯七陆陆续续听到了京城传来的消息。有些是从过往的官员嘴里听说的，有些是周公公从别处打听到的，还有些是赵珩告诉他的。消息有好有坏，但总的来说，坏的比好的多。

崇文十八年七月，崇文帝病了一场，病得不轻，半个月没有上朝，太医院的人进进出出，宫里的气氛紧张得像拉满了的弓。太子监国，刘首辅辅政，两个人面和心不和，听说在朝堂上吵了好几架。崇文十八年九月，赵崇安上书请求入京“述职”。述职是假，试探是真。皇帝准了，赵崇安带着三千亲兵进了京城。三千亲兵驻扎在京郊，京城里的人心惶惶了半个月，赵崇安才带着亲兵走了。崇文十八年十一月，康王被解除了软禁。不是皇帝开恩，是刘首辅在朝堂上替他说话的。刘首辅为什么要替康王说话？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刘首辅从不无缘无故替人说话。

赵珩听完最后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书，但眼睛没有看书，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像老人的手指，僵硬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康王解禁了。”赵珩说，语气很平，平得听不出任何情绪。

“是。”冯七站在一旁，手里捧着茶壶，壶里的茶已经凉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赵珩问。

冯七想了想，说：“康王和刘首辅联手了。”

赵珩转过头来看着他，目光里有赞许，也有担忧。

“你倒是看得明白。”

“奴才在殿下身边待了一年多，再看不明白，就是傻子了。”

赵珩笑了一下，笑得很淡。

“康王和刘首辅联手，赵崇安在边关拥兵自重，父皇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一样一样地数着，像是在念一份清单，“这座天下，就像一个四面漏风的屋子，外面在下大雪，屋里的人在争谁该坐在最暖和的地方。”

冯七没有说话，走上前去，把凉了的茶倒掉，重新沏了一壶热的，放在赵珩手边。

赵珩端起茶杯，握在手心里，没有喝。他看着茶杯里冒出的热气，那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半空中散开，消失。

“冯七，”他说，“你说这天下，还能撑多久？”

这个问题，赵珩在京城的时候就问过他。那时候冯七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不敢说话。现在赵珩又问了一遍，语气和那时候差不多，但多了几分疲惫。

冯七想了想，说了一个不算回答的回答：“不管能撑多久，殿下都要活着。”

赵珩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崇文十九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刚过完年，南京的天就暖了，桃花开得满城都是。安王府后面的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小官，院子里种了一棵极大的桃树，花开的时候半个街都是粉红色的，花瓣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像铺了锦褥。冯七每次路过都要看两眼，看完了就走，不多停留。

三月的时候，京城传来消息：崇文帝又病倒了，这一次比去年更重，太医院的人已经束手无策，宫里开始准备后事了。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赵珩正在书房里写字。他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一滴墨落在纸上，洇开成一团黑色的云。

他没有说什么，换了一张纸，继续写。

但冯七看见他写的字和平时不一样了。平时赵珩的字舒展大方，一笔一划都不疾不徐，像是这个人一样。但那天他写的字每一笔都带着戾气，笔画粗重，收笔的时候像是要把纸戳穿。冯七站在一旁看着，没有说话。他知道赵珩心里在想什么——父亲要死了，但他不能回去。他只能在南京等着，等消息传来，等新皇登基，等自己的命运被别的人决定。

四月，崇文帝驾崩。太子即位，改元泰安。新皇登基的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下旬了。安王府上下换上了丧服，在院子里设了灵堂，赵珩领着府中众人哭了一回。哭是真的哭，但哭的是父亲，不是皇帝。崇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是赵珩的父亲。这一点，什么也改变不了。

丧事办完之后，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赵珩依旧每天在书房里看书、写字、处理王府的庶务。冯七依旧每天研墨、铺纸、整理书卷。一切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新皇登基，年号泰安。泰，安。太平安宁。这是一个好年号，一个好口彩。但冯七知道，这个年号只用了不到一年。

他不敢把这个说出来。只能烂在心里，烂在肚子里，烂在那本藏在枕头底下、写着灯油字的笔记里。这些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口上，每呼吸一次就疼一下。疼得久了，就习惯了。习惯到他已经分不清，这疼到底是来自对未来的预知，还是来自对过去的怀念。

泰安元年，京城里又传来了消息。新皇下旨，裁撤内廷二十四衙门中的六个，数千名太监被逐出宫廷，流落到京城的大街小巷，有的当了乞丐，有的卖艺，有的不知所踪。这些人从小在宫里长大，出了宫门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没有了宫墙的保护，他们就像是没壳的蜗牛，只能任人踩踏。泰安元年八月，刘首辅告老还乡。不是自愿的，是被新皇逼的。新皇不喜欢他，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就不喜欢。刘首辅走的那天，京城下了雨，他的马车在雨中出了城门，据说车里只有两只箱子，一箱书，一箱衣裳。没有人送行，没有人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