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轩接过塑料袋,低头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豆浆、煎饼果子、还有一小盒润喉糖。他的嗓子最近因为熬夜上火有点哑,在视频通话里咳嗽过两次。就两次。这个人记住了。
“你进来。”宋亚轩侧身让开门口。
东方玉走进去,环顾了一下房间。书桌上堆得几乎看不到桌面,卷子、教辅、草稿纸摞成几叠,中间勉强清出一块放胳膊肘的地方。墙上贴满了便签——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政治大题要点,密密麻麻像另一种形式的五线谱。唯一空着的是床头那一小块墙面,上面贴着一张照片。是很多年前,滨州家属院的雪地里,五岁的东方玉和四岁的宋亚轩穿着同款不同色的羽绒服抱成一团,宋亚轩笑得眼睛都没了,东方玉难得地咧着嘴,缺了一颗门牙。
东方玉站在那张照片前面看了几秒。然后他把椅子从书桌前拉开,坐下,指着桌上的卷子说:“哪一科最差?”
“数学。”
“卷子给我看看。”
“你还会做高中数学题?你都在英国待了多少年了。”
“不会做。但能看出你做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
宋亚轩愣住了。然后他意识到东方玉不是在开玩笑。这个人根本不需要会做高中数学题。他只需要坐在对面,看着宋亚轩做题,就能从他皱眉的角度、咬笔头的力度、叹气的频率里判断出他在哪一步卡住了。然后他会说——“再想一遍。”“别急着算,先看题目问的是什么。”“你第二步已经对了,为什么改掉?”每一句都不涉及数学知识,但每一句都精准地打在了宋亚轩最容易自我怀疑的那个点上。
那天晚上,宋亚轩做题做到凌晨一点,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东方玉没有叫醒他。他把宋亚轩从椅子上弄起来,架到床上,给他脱了拖鞋,盖好被子。然后他回到书桌前,把宋亚轩没做完的那张数学卷子拿过来,借着台灯的光一题一题地看。他不会做那些题,但他对着答案,在错题旁边用铅笔轻轻地画了一个圈。
第二天早上宋亚轩醒来的时候,发现卷子上多了很多小圈。旁边还有一行字,是东方玉的笔迹,工整得像是拿尺子比着写的:“圈出来的明天问老师。”
宋亚轩看着那行字笑了。他给东方玉发了条消息:“你一个国际歌手,给我批改数学卷子?”
“怎么,不行?”
“行。你说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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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安静而规律。每天清早,东方玉准时带着早餐出现在门口——豆浆和煎饼果子从不缺席,偶尔会换成包子和粥。宋亚轩刷题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开着笔记本电脑做自己的事——盯混音、回邮件、看新歌的编曲方案。两个人隔着一张书桌,一个埋在试卷堆里,一个戴着耳机对着声波图,可以好几个小时不说话。但宋亚轩知道他在。每次卡在一道题上烦躁得想摔笔的时候,对面就会传来一个平淡的声音:“休息一下。”不是建议,是指令。而宋亚轩发现,自己在这种指令面前毫无抵抗力。
有一次宋亚轩刷题刷到崩溃,把笔往桌上一扔,整个人往后仰进椅背里,说:“我不想考了。我为什么要考这个。我以后又不做数学老师。”
东方玉摘下耳机,把笔记本电脑合上,站起来。“穿外套。”
“干嘛?”
“出去走走。”
“外面零下五度——”
“穿外套。”
宋亚轩被他拽出了门。两个人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寒风把宋亚轩的困意和烦躁一起吹散了。东方玉走在他旁边,两只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一直没有说话。走到第四圈的时候,宋亚轩忽然说:“阿青,你是专辑录到一半飞回来的。”
“对。”
“如果格莱美提名了,你正好不在——”
“格莱美每年都有,”东方玉打断他,“你高考只有这一次。”
宋亚轩的脚步顿了一下。他侧过头看着东方玉,月光被秃树枝切成碎片,落在两个人之间的地面上。他想起很多年前——四岁的秋千,七岁的《虫儿飞》,十一岁的机场安检口,十四岁那个凌晨三点在伦敦看《音乐大师课》直播的背影。每一次他回头看,这个人都在。每一次都不是巧合,而是一个人的主动选择。然后他笑了,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散开。“走吧,回去做题。”
“不发脾气了?”
“你管我发不发脾气。”
“我管。”
宋亚轩摇头笑了笑,转身往回走。风还在刮,但他不觉得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