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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字辈比丘尼（第1页）

“慈”字辈比丘尼

宜兰念佛会时期

首先，就从佛光山的长老比丘尼说起。在佛光山，最为资深的比丘尼，也就是“慈”字辈的弟子，她们都是现今佛教界的佼佼者。第一位是慈庄，第二位是慈惠，第三位是慈容，第四位是慈怡。当年，她们都是年轻的入道者。

慈庄法师，一九三一年生，宜兰人。回想起六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三年，俗名叫做李新桃的慈庄，还只是一位在母校兰阳女中服务的年轻小姐。生长在一贯道家庭的她，尽管家中是一贯道宜兰总部，却没有因此而加入信仰。甚至于我还发觉到，她似乎对一贯道保持着距离。

因为在一次她和母亲上新竹狮头山礼佛的途中，我有缘遇到她们，谈话之中，才发现她一点宗教概念都没有。但是当我说到要在宜兰讲说《金刚经》时，她一听，倒是很感兴趣地问：“我们可以参加吗？”我说：“当然欢迎！”不过我又附带一提：“听完讲经之后，还得要参加考试哦！”

大概是因为要考试，所以那天的听众并不多，不过也有百余人到场，而李新桃就是其中一位。更没想到的是，考试结果一公布，李新桃竟然荣获第一名，我也就更加觉得她很有佛性，是个有心想在佛学上求进步的女性。

只是事后，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仰佛教？”我听后却是非常失望，心里想：你既然都能在《金刚经》考试中脱颖而出了，难道还不能信仰佛教吗？不过，我也没有对她多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需要时间培养！”

与佛光长老比丘尼博士慈庄法师合影

从此以后，我就看她经常领导着一群女青年，勤劳地在雷音寺里扫地、抹桌椅、整理环境，很用心地想要了解佛教。这就让我有了一个觉悟：有的人，要她从义理上深信佛教并不容易，反而是让她参加念佛打坐、参与活动、劳动服务，从“行门”上着手，容易切入。

就这样，经过多年在寺院的服务之后，她终于发觉到自己有皈依的必要，主动向我提出要求，我也就为她提取法名，叫做“慈庄”。在她皈依后，也真能做到“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给龙天”的无私奉献，对于信仰的认真，可以说，足为当时学佛青年的模范。

第二位要说的是慈惠。慈惠法师，一九三四年生，宜兰人。早年，她是宜兰税捐处的职员，在我还没有到宜兰讲经说法的时候，据闻她就已经奉父亲的指示，参加宜兰念佛会共修。当时，她的穿着时髦，总是一身利落的旗袍，外加一双发亮的高跟鞋，打扮入时，气质高贵。不过，虽然经常到寺院参加共修，却和念佛的莲友、同道甚少来往。

一九五四年，宜兰念佛会预备在佛诞节举办一场话剧表演。犹记得那时需要两位女主角，其中已选定的一位是李新桃，那么另外一位呢？有人向我建议：名叫张优理的小姐非常合适。就这样，我们邀请她加入演出名为《莲华女的觉悟》的剧作。

当时，李新桃小姐扮演莲华女，张优理小姐则饰演莲华女的化人，精彩的演出还轰动了全宜兰。由于这个因缘，间接地也就让一些年轻人，纷纷来到雷音寺参加共修，同时也参与各项佛教的传教活动。我在雷音寺办理的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青年团、学生会、文理补习班，更是没几天就涌进了众多青年。自此，宜兰也就展开青年学佛运动的风潮了。

与佛光山长老比丘尼博士慈惠法师合影

再来要说的是吴素真小姐，她就是后来出家的慈容法师，一九三六年生，宜兰人。起初她在一家药厂服务，一九五三年，我才到宜兰不久，她就领导了八十几位高中学生，以及少数的社会青年，一起宣誓信仰佛教，皈依三宝；可以说，她们是宜兰第一批青年入道的示范。

就这样，在各种因缘的促成之下，宜兰念佛会青年一下子就增加到了数百人之多。这许多年轻人都很优秀，也各有专长或兴趣。其中，喜爱工作、共修、司打法器的一二十人，自动地就以李新桃小姐为首；喜欢歌唱、音乐、艺文的有数十位，就以张优理小姐为头。另外，喜爱读书、研读经典的，也有几十位，她们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之后，就集合到雷音寺读书，一直读到八点钟才去上班，这数十人中，则以吴素真小姐为首。

与佛光山长老比丘尼博士慈容法师合影

当然，在男青年里，裘德鉴、杨锡铭、周广猷、林清志（慈恩），乃至于女性当中的张友良（慈莲）、潘淑女（慈珍）、谢碧玉（慈范）、林秀美（慈音），也都各有有志之士以她们为首，形成组织。这么一来，宜兰念佛会里，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不过，这一群年轻人的过分热情，一时间，也引起了一群年老信徒的怪罪：“师父只喜欢年轻人，我们老人没有用了！”由于老年人比较内敛，青年人比较好动，相形之下，老人也就自觉不那么突出。其实不然，我就安慰那许多年老的信徒说：“青年的力，老年的财，佛教有财、有力才有发展啊！”

所以，后来宜兰念佛会老、中、青的信徒，都非常团结友爱，相互尊重。几十年后，宜兰雷音寺能从一座地方小庙，重建成四层楼的道场，之后再兴建十七层的大楼，就是由于大家有为教争光的共识所成就的。

与比丘尼博士慈怡法师（左）、慈容法师（右）

话说回来，在宜兰念佛会的最初十年，这许多年轻人经常跟随我到乡村去布教，近者到宜兰、礁溪、头城、罗东、苏澳，远者几乎全台湾重要乡镇，都有她们弘法的足迹。甚至于大家还把佛法带入监狱，感化了那许多一时迷失的受刑人；把歌声带入军营，给予那许多辛苦的军人以慰劳。

尤其那时候，劳军的青年当中，像慈庄、慈惠、慈容、张慈莲、谢慈范等人，都有一副美好的歌喉，相较于大明星，真是丝毫不逊色，还有人比她们为“金嗓子”周璇，或“低音歌后”白光呢。这么一来，初期台湾的佛教，借由这许多青年活动的举办，接连不断地，也就到处都有年轻人要想加入佛教信仰。

例如，台中乌日的杨铁菊，皈依法名叫作慈怡，在公路局担任“金马号”小姐，她就写信问我：“假如一个女青年想要出家，能为佛教做些什么事？”一时间，这个问题还真叫我难以回答。因为那时候的佛教，寺院里往往只有一些老年人，她们日复一日地，过着青磬红鱼、早晚课诵的日子，年轻人身在其中，又能为佛教做些什么呢？

对于这个提问，我经过许久的思考后，就把它写成了文章，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名为《当前的佛教应做些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间，确实引起了大家的一番热烈讨论，尤其是学佛的青年们，各个都在思索：自己能为佛教做什么？

那个时候，眼看着天主教、基督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蒋夫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前往美国、欧洲游历参访，而佛教的青年却始终没有人给予重视，也曾让我深感无能为力。不过，这许多青年倒是不介意，尽管没有出去增广见识的机会，她们依然满心欢喜地信仰佛教，这也就叫我感动万分了。

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十六个年轻人从宜兰到台北，在“中国广播公司”录制唱片，再回到宜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可怜的我，当时连供应一顿晚餐的能力都没有，只有把临上火车前用仅剩的几块钱所买的十六个面包，分给她们一人一个。

但是，这许多年轻男女们的反应也真是可爱，一个个都急着问我：“师父，你呢？”没有人为了不能好好吃上一顿晚饭而唉声叹气。印象中，那时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事实上我也是滴水未进，可是在当时，心中满满的法喜禅悦，似乎早已忘了饥饿、忙碌、辛劳是怎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