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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摩篇（第3页）

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頹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善用忍术，以求存也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他，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故意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后来，李渊终于反叛，灭掉了隋朝。

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即位时才16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自恃资历深厚，并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批勋臣旧人骄恣不法，为所欲为，公然超逾国家制定的法度，建造豪华第宅，规模巨大，浪费钱财，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有的甚至夺人良田，挖人坟墓。其中尤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骄纵。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要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明确的要求，还到学士院让人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不仅是目无幼主，实际等于犯上作乱。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意味着自己的王位将会被人所篡夺。他当然不愿意就此接受别人的随意摆布，但他怕声张出去会引起叛乱，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就无法控制局面了。于是，他先隐忍不发，表面上接受了他的条件，任命李仁罕为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李仁罕进宫朝见时，孟昶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杀死。

过去，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到成都来朝见新君，他假称脚上有病，拄着拐杖上朝，见了孟昶，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这才知道新君的厉害，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以其过去对自己十分倨傲，就勒令他退休，徒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

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他正执掌禁军，禁军的军队虽然不多，但直接掌管着皇帝宫廷的保卫，如果他造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孟昶怕他反叛，当时不敢动手处置他，遂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他制定了一种“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十倍罚款。税官受了罚，无处弄钱，自然如数从百姓身上勒索。这种酷苛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载道。孟昶闻知，废除了十倍罚款的办法。到了公元９４８年（后蜀广政十一年），孟昶觉得自己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势力，认为时机已到，遂与禁军将领安思谦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杀死。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不妙，自请退休。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了，孟昶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国政。

孟昶在朝堂上设了匦（小箱子，相当于今天的检举箱），鼓励臣下投书进谏。孟昶喜欢骑马，又多采纳方士的**，多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这样以来，使得他的威望有所下降。枢密副使韩保贞直言进谏，孟昶大悟，当时便命令放还了许多宫女，还赏赐给韩保贞金数斤。有人上书论事，孟昶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近侍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孟昶说：“我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虽忤上意，却都受到嘉许，为什么你们却劝我拒谏呢？”这说明他还是有些清醒的头脑的。

孟昶在亲政之初，还是颇知节俭的，表示要吸取前蜀王衍因骄奢**逸亡国的教训，孟昶曾亲笔撰写了《官箴》，颁行各郡县。其辞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他的这篇《官箴》对帝王还是有些影响的，宋太宗虽然灭了后蜀，但他并没有对别人的东西一概排斥，就曾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八句，亲书颁赐州县，立于厅事之南，称《戒石铭》。

之三

【原文】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馅也。故圣人所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然后能之。

【译文】

揣摩的方法，可以运用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卑等方法。平就是平静；正，就是正直；喜，就是喜悦；怒，就是鼓动；名，就是发扬；行，贵在成功；廉，就是简洁；信，就是明了；利，就是求取；卑，是为了谄媚。所以圣人所能独自使用的，众人也都能运用，然而却不能成功，是使用不得法。所以谋划没有比缜密更难的，游说没有比全部被听从更难的，事情没有比必定能成功更难的。这三条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事典】

唐玄宗铲除太平

《资治通鉴》二百一十是记述的唐玄宗先后两次铲除危及权势的太平公主集团故事说明这一点。

李隆基（公元６８５－７６２年），唐睿宗第三子，母窦氏，睿宗让位于他，时年２８岁，在位４５年，（公元７１２—７５６年）。病死，葬泰陵。年号先天、开元、天宝。

７１０年，韦皇后毒死中宗，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并谋害相王李旦，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宫廷政变，铲除韦氏及其党羽，迫使少帝李重茂颁布诏书，让帝位于叔父相王旦，仍称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当时，宫廷的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太平公主在协助李隆基政变除掉韦后以后，依仗功大，日益骄奢，不可一世。延和元年（７１２年）六月，睿宗自称太上皇，把帝位传给了李隆基。

唐玄宗先天元年（７１２），当时宰相大多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想用羽林兵除掉太平的势力，就进密言：“窦怀贞、崔浞、岑羲都是公主提拔起来的，早晚图谋不轨。要是不早点除掉他们，一旦他们发动政变，太上皇怎么能够安心！请尽快除掉他们。我已经和幽求定下计策，只等皇上下命令了。”皇帝也赞同他们的看法。没有想到这条消息被侍御史邓光宾泄露了出去，玄宗大为惊恐，赶紧把他们的建议拿出来给太平公主。丙辰，幽求被抓捕入狱。当时的司法官说：“幽求他们离间姑侄骨肉，其罪当死。”玄宗认为幽求立过大功，不可杀。后来流放幽求于封州，张于峰州，光宾于绣州。第一次诛灭太平公主的权谋因为泄于外而流产，幸亏唐玄宗当机立断，玩弄了舍车保帅的计策方才不至于“害成”。

唐玄宗开元元年（７１３），太平公主自恃有太上皇的势力，擅权用事，和玄宗发生了矛盾，宰相七个人，就有五个是她的门生。朝内的文武百官，一大半都依附于太平公主的势力集团。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浞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睃及僧慧范等密谋想废掉太子，她还与宫人元氏策划在赤箭粉中投毒，伺机让玄宗中毒。

丞张王琚建议玄宗尽快行事解决太平公主的事情。左丞张说与荆州长史崔日用说：“太平公主准备谋逆已经很长时间了，陛下以前住在东宫时，要想讨伐她，还必须用计谋。现在您已经登上皇位，只要下一道命令，没有人敢不服从。万一让她们得志，后悔也来不及了！”玄宗认为他们说的很在理，于是任命崔日用为吏部侍郎。

7月，魏知古举报说太平公主准备在四日作乱，玄宗就命令元楷、慈以羽林兵进驻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在南牙举兵响应。玄宗和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除太平公主。

玄宗命令王毛仲带领兵三百多人，以及一齐策划此事的十几个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传召元楷、慈晋见皇上，先把这两人杀死。在内客省抓获亡。太上皇听闻有变，遂登承天门楼。郭元振上奏了此事。玄宗也来到楼上解释事由，太上皇于是下诰给怀贞等人定罪，并大赦天下，只有参与叛乱的人不赦，薛稷赐死在万年狱。

在玄宗的两次行动中，第一次由于其谋划不周密，事先泄露了消息，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行动，当他获知对方的阴谋后，周密策划，先发制人，彻底剪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为自己登上皇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年轻博学的孔熙先任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不满官职低微，常对别人发怨言说：

“一个人的才学如果不为世人欣赏，那么这个人真是太可悲了。我就是这种可悲的人，我感到不平啊。”

孔熙先的朋友劝他不要乱发议论，他告诫说：

“自古等级森严，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呢？我们官位卑微，在人之下，只能老实听差，否则，等待我们的绝不是好结果。”

一次，孔熙先和上司谈论学问，上司不懂装懂，错误百出，孔熙先不客气地对上司直言说：

“做官和治学是不同的，做官讲究顺应上意，随机应变，而治学要严谨无误，不可随意想象。依下官看来，大人只可当官，不能治学啊。”

孔熙先语含讥讽，上司怀恨在心，于是平添了对他的许多责难。

孔熙先心中愤怒，却无法发泄，整日愁苦万端。一日，他和朋友饮酒，几杯过后，孔熙先红着眼说：

“人在贱位，不如猪狗，我孔熙先怎会甘居人下呢？我想好了，大丈夫应做大事，纵是死了也比这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