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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1页）

§二　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新“四化”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或者说是纲领性的问题。讲“四化”同步，就是要实现新型工业化，要实现信息化，要实现城镇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

实现城镇化是实现新“四化”的一个需要，一个具体的手段。因为城镇化本来就包括在所谓“四化”当中，是“四化”的应有之义。没有城镇化，劳动力就不可能从农业当中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化；没有城镇化，土地也不可能集约地利用，也更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提升工业现代化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最近几年以来，我们在提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提新型的工业化，跟过去一般地提工业化也是有差别的。

中国能够快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得益于农业养育工业政策的实施，其中相对隔离和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这种政策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贡献。1978年起，同样是城乡二元结构，且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幅度更大，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大。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往返城市与农村之间，对城乡差距有了方方面面的切身体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各种矛盾也随之显现。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国家逐步放弃了低价统派购农产品的政策；对低价征地用于发展工业的政策也逐步加以调整。这从另一方面证明，1978年前相对隔离和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农业剩余较低水平下还能实现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社会基础。

从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发展视角分析，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及由此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无疑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做出了牺牲，不能因为它保障了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推进而忽略其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积累，这种负面作用日益突出，非但如此，还转化成了新型工业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

中国工业化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已经过去，并转换成了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只有对这些历史现象全面、辩证地加以认识，才可以深刻理解从根本上解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的认识。

（一）当下难靠工业化全托中国城镇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彻底改变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将近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时期，就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最大变迁的阶段。进入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促进成百上千座城镇的崛起，城镇的发展又对工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城市工业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大多数科学发明都是以工业和城镇为载体，运用于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总之，工业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伟大革命，城镇化同其如影随形。工业化创造了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动人类发展进入最辉煌的时代，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往数千年的总和。

所以，城市化是工业化高度发达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和城市化必然要求现代工业体系作为支撑，没有现代工业技术和成果，现代城市的管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是整个庞大社群组织呈现非系统化非秩序化的集中，人们称之为“城市病”。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的诞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市化水平呈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趋势。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差不多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国只有四座城市人口上百万，分别是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其中上海的人口是一枝独秀达到500万左右，几乎接近当时在城里的中国人口数量的110。上海之所以能够人口聚集这么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上海尤其在租界成立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业中心，当时二战欧洲战场很多士兵的衣服来自于上海的工厂，这可是1。0版的中国纺织外贸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更多的工业放在了东北和其他区域的特大城市以及三线城市，靠工业拉动了部分中国人进城，推动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真正推动中国城镇化率急速提高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东莞、苏州这样的加工贸易模式。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路程中，工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乃至可以称为绝对的主导作用。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一步深入，最近几年发现了工业化对于当下的中国城镇化起到的作用日益弱化，以前的绝对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从总体上讲，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国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在2012年工业化率高达51。5%，但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两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这从一定角度上说明，中国当前的工业化对于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的相关制度改革滞后。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工业化带动了2。6亿农民工进城，但这些群体到现在没有办法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出现了半城市化。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土地、财税、投融资、行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体制存在。这种不公平制度和现象存在，使得工业化率即使比例还高，也会影响到城镇化率的提高，尤其是最有价值的户籍城镇化率的提高。这也表明，当下中国城镇化要想健康可持续地提高，靠工业化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而是要靠制度改革来推进。故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更是一个改革命题。

其次是服务业开始发力，逐渐成为拉动城镇化的主力军。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日益迅速，中国第三产业在2012年已经到了44。6%，离二产只有一步之遥，这一两年必然会超过二产成为第一产业。服务业表现出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随着其比重日益提高，其对就业承载力也会水涨船高，这也是尽管中国这两年GDP增幅大幅下行的情况下，就业并没有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这几年拉动城镇化率的主要力量。认识到工业日益不能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前行的主力军之后，那么就必须发大力气来进行制度改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让通过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催发出来的服务业推动中国城镇化向前走。

还有中国的工业信息化程度在加深。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新四化”路径，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最后是中国当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年，中国的重化工业领域过剩极为严重，尤其是钢铁等领域，在轻工业领域由于国际贸易增速减缓，产能也面临过剩风险。产能过剩必然会抑制工业的规模化扩大，也会压制住以前一味靠工业化来拉城镇化这种老路径。尽管各地都在寻找新兴产业，但从当前情况来看，还缺乏能够呈现爆炸性增长、革命性、就业承载力强的工业产业出现，即使号称新产业的光伏，最近遇到的压力也不小。如此可见，靠建立在产能过剩基础上的工业来支撑城镇化日益衰弱就很正常了。

我国缺乏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支柱产业，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根据国际经验，在城镇化的中期，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在此阶段的城镇化主要应该依靠地区的工业化来推动。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第二产业中，采掘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资源利用粗放，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吸纳劳动力有限。制造业发展不足，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配套能力差，对国外技术装备依赖性强；还未形成以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发展优势。我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支柱产业，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对城镇化的拉动较弱，致使城镇化发展缓慢。

工业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就是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当然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可以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

（二）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创造了城市（或者将以往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城市聚集了工业，创造了财富。在此过程中，产业发展、园区开发和城市建设，成为各地区大多数城市共同的经济发展路径。招商引资、农民进城、工业强市、新城崛起、老城改造，成为大多数地区相似的时代故事。

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现代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和精细化劳动都得到加强，同时给社会提供的劳动产品显著增加，大规模的日益频繁的社会交换和交往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推动了人口聚集和现代市场的形成，而人口及其活动场所的聚集又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和要求，城市化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

可以说，城镇化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的深化。我们知道，劳动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相互之间的协作就越是紧密。依赖协作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更带来了空间形态上的集中、积聚和专业形态上的规模化，由此带来了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协作的网络化。

如果缺乏这个基础，城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民变市民，与其说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因劳动分工导致的职业身份转变，即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分工奠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而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只是适应劳动分工深化而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