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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读书会重启（第2页）

男生说：“我叫周鸣，中文系二班的。平时也写点东西，对理论比较感兴趣。”

他顿了顿。

“你那篇《坡上宴》，写的是农村题材，对吧？”

顾寻说：“是。”

周鸣说：“我读的时候，有个疑惑。现在文坛流行寻根文学，韩少功写《爸爸爸》，阿城写《棋王》，王安忆写《小鲍庄》，都是在挖掘民族文化里那些根的东西。他们写的虽然是农村，但背后都有象徵，有隱喻，有对民族性的思考。”

他看著顾寻。

“可你那篇，写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王婆子攒鸡蛋，李跛子送水壶，二婶蒸饃。这些事，谁家都有。我就想问，你这篇的根在哪儿？如果只是记录生活，那和新闻报导有什么区別？文学的价值，难道不应该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吗？”

屋里安静下来。

宋知夏皱了皱眉，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沈阑珊没说话，看著顾寻。

顾寻也看著周鸣。

“你觉得，文学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周鸣说：“当然。文学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有深度，要揭示生活的真理。这是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那篇里，人物是真实，但典型吗？王婆子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写她有什么意义？”

顾寻说：“你读过別林斯基吗？”

周鸣愣了一下。

他当然读过。

別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合称俄国三大文论家。

顾寻说：“別林斯基说过，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但典型性不是排他性。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典型。”

他看著周鸣。

“王婆子这样的人，在中国农村到处都是。正因为到处都是，她才典型。她代表的是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老人。你问她有什么意义？意义就是，如果没有她这样的人，就没有你和我。”

周鸣说：“可文学不能只停留在记录。鲁迅写阿q，也是写一个普通人，但阿q背后有国民性的批判。你那篇呢？批判了什么？”

顾寻说：“一定要批判什么吗？”

周鸣说：“那不然呢？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顾寻说：“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批判了什么？”

周鸣说：“批判了贵族社会的虚偽。”

顾寻说：“那是你说的。托尔斯泰自己说，他只想写一个女人的悲剧。他写安娜，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人，看见了她受苦，看见了她死去。他把她写下来，让后人看见。至於批判什么，那是读者的事。”

他顿了顿。

“你刚才说，文学要有深度。可深度是什么？是把人物符號化，让他们代表某种概念？还是让他们活起来，让读者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她的痛苦是真的，她的挣扎是真的？”

周鸣没说话。

顾寻说：“我写王婆子，不是想让她代表什么。我就是想让读者看见，有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腿脚不好，拄著拐棍，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送给我。她的手像干树枝，青筋暴著。她说，路上吃。就这么简单。可你看完，心里头会不会动一下？”

周鸣说：“会。”

顾寻说：“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