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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第1页）

§呼唤

那是一段很难过的时光。

那是一些很想忘记、却又总也忘不掉的日子。

因为，那时曾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也许那是一个需要呼唤的年龄？

55岁的我，无奈之下竭尽全力寻找善良和勇敢，去呼唤久违的关爱，希望这关爱还能眷顾我的余生。

或许这关爱听见了我的呼唤，它悄悄地唤醒了我的思维和记忆，唤醒了我那疲惫的生命，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刻终于坚持下来，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一）

虽然睡前已经服用了安定和百忧解，可是，我仍旧每天早晨不到5点钟就醒来。起床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护士小赵再过两个多小时就来上班了”。

自从护士长去了“非典”一线之后，护士小赵接替她来照顾我，就成了每天早起后我最美好的期盼。也许因为我突然感觉自己太孤单、太需要友谊和关爱了。

每天早晨7点45分，护士小赵就会准时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有时能听到她那平和清亮的说笑声或匆忙的脚步声，有时能窥见她的一点倩影。偶尔她不太忙的时候，换好工作服后就会第一个来看我。

与其他护士一样，小赵也戴着雪白的护士帽和大大的白口罩，只露着两只眼睛。刚来时，我一直弄不清谁是谁，接触多了才能从眼睛和声音上认出护士小赵来。她虽然是单眼皮，但是眼睛很大，就像两潭泉水一样深邃而又清澈，闪烁着善良而又聪慧的人性光芒。从她那温和的目光中，我能感到这个世界还有温暖。

她总是微笑着走进来，站在距我大约两米多远的门内问我：“昨晚睡得好吗？”或者“你觉得怎么样？早饭吃了吗？”

看着她那关切的眼神和单薄的身体，我怎么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舒服。于是我只好强做镇定地说：“还好，睡得很实。”或者说：“刚刚吃过早点。”然后反问道：“你怎么样？今天还会很忙吗？”

“能不忙吗？今天又要有两名护士被调去‘非典”一线’。

往往不等她把话说完，走廊里就会传来：“小赵——”或“护士——”的喊叫声。

于是，她一边答应着：“嗳，我这就来！”一边叮嘱我：“今天一定要按时去心理中心治疗，早点回来好输液。”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因此，本来还想找话题留住护士小赵多说两句话，可是一想到医护人员那里又有许多查房、落实医嘱或者消毒、更换床单之类的事情需要护士小赵去安排，我就只好放弃这个念头。望着护士小赵匆忙走出去的身影，我又有些失落感，于是早起后压抑着的心慌和颤抖等症状就会逐渐被我感觉出来。

就这样，每天早晨我既盼着护士小赵早一点到来，但又怕因她到来后又匆匆离去而带给我的不安。

于是，我又会盼着每天晚上的5点、6点或7点钟左右，因为临下班之前，护士小赵总要抽时间再到我房间里来和我聊上几句。而且往往就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多聊几句，虽然总是我找出一天来想了多少次的话题，而护士小赵也总是特别理解我似的，尽量让我把话说完，也尽量多陪我一会儿。可是，后来当我知道她那4岁多的双胞胎儿子因闹“非典”不能送到幼儿园而寄托在邻居家里时，我无论如何都不忍心再拖住她急于回家的脚步了。

“快回去吧。”我说，心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能不由衷地催促道。

她虽然心里也很着急，但还是很关切而友好地对我说：“不要紧，晚就晚点吧，反正他们也都习惯了。”她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还会不停手地给我关关窗户，或者抻抻床单、检查一下床头灯或按铃。而且总是等我找不出要说的话了，她才停下手来，友善地看着我，叮嘱一些夜里需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每天早起后满怀期望和寄托的这两个多小时以及下班前那段时间，几乎成了我住院那些日子里最美好的时光。

我住的是一所军队医院，闹非典以来这里各方面的管理都非常严格。住院部是一座新盖的大楼，宽敞而又整洁。但是，为了工作方便，护士台都设在医生办公区和病房区中间，采光和通风都比办公室和病房差了很多。入夏以来，气温经常高达30多度，可是为了谨防“非典”病毒的污染，这所医院一直坚持没有开放空调，也没有使用风扇，所有医护人员每天都严格按规定穿着隔离服和白大褂，戴着白帽和厚厚的口罩。我住的神内科十几名护士，每天都要按时为患者查体温、量血压、摆药、输液、记录查房情况、打印医嘱、联系有关科室会诊，以及安排患者做核磁共振等相关检查。病室呼叫护士的铃声此起彼伏，护士们推着满载药械的医疗用车或端着医用托盘在各病室间穿梭般往来。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站在门口发傻似的问匆忙走过来的护士小张：“现在还穿这么多衣服，你们不热吗？”

“我身上的汗都快馊了。”对面过来的护士小董没等小张答话就走近我身边轻声对我说。

“阿姨，能不热吗！”护士小张则十分平静地回答道，而且她总是很尊敬地称呼我“阿姨”。这样称呼我的不仅有小张，还有护士小穆、小樊、小佟、小王、小边、小陈、小杨、小米、小裴、小郭、小郑等人，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很惭愧。

使我感到惭愧的不仅仅是这称呼和她们对我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面对“非典”她们那平静的心态、对患者的爱心和随时准备上非典一线的牺牲精神。完全不像我，这么胆怯和懦弱。

我因为受不了一个恶魔般的新领导的折磨而愤怒。这个新领导因为自己政策和文化水平都很低，又想在我们面前摆架子，因而耍手段对我百般嫉妒和刁难，使我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不给我落实正高级记者政策。紧接着又爆发了“非典”，单位领导向我们传达“非典”信息时把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而且把我们都赶回家去，准备清空办公大楼。我自己又恰巧赶上更年期，而且又面临五十五岁必须退休……一系列情况叠加在一起，使我产生了焦虑和不安，以至于对生活失去热情和信心而住进了医院。

（二）

记得刚入院那几天，我不敢回答医生的询问，因为我害怕回忆，害怕回忆当时的惊恐状态。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而且还又一直在按照医嘱不断地服药，可是那种症状并没有完全消退。我时不时地还会感到心慌、腿软、颤抖不安、没有胃口等等，住院前那些可怕的场景还会不断浮现在眼前。

尤其是“非典”刚爆发的那几天，部门领导把情况说得非常可怕，在座的很多人当时腿就发软了。

接下来机关工作基本停摆了，除极少数人轮流值班外，多数人都迫不得已地被关在自己家里，以减少因互相接触而被感染的机会。机关大门警戒森严，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内部值班人员进门要查验体温，规定互相见面不打招呼、不握手、不说笑、不出差、不开会，连传阅文件都少了很多。所有电梯的按键上都贴着随时准备更换的塑料薄膜，梯内张贴着白纸黑字的“乘电梯、戴口罩、不讲话”。各楼层办公室内都毫无声息，餐厅里排大队的现象不见了，只有稀稀寥寥的十几个人无奈地在那里用午餐。

往日路上蜂拥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都消失了，住宅小区里横冲直窜的小轿车静静地趴在那里不动，散步的老人、玩耍的孩子全都关在自己家里。除了树叶在变绿、桃花在开放、小草在长高之外，到处死一般的寂静。面对自己早已盼望见到的绿树鲜花，忽然觉得它们来得这么不是时候，不免黯然神伤。为什么那么可爱的世界突然间会变得如此凶险？

每次回到家，我都不得不垫着纸拉开房门，进屋后马上拿出酒精棉擦手、擦指甲缝，甚至擦眼睛、擦鼻孔、擦耳朵、擦脸、擦钥匙……。外衣和手提包放下后便不敢再碰。因为担心小区里唯一的地下菜市场里空气不好而不敢去那里买菜，每天只喝稀饭吃咸菜。

就这样休息了几天之后，我虽然有点心慌腿软颤抖乏力，但还是下决心出去购物。那天，我带上购物清单和足够的现金，戴着双层口罩，为了保护眼睛还误把老花镜当作平镜戴上了。因此出门之后，突然觉得视物不清，还以为几天不出门视力下降了，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汗水从额头上流入眼睛，杀出了眼泪也不敢用手去擦。好不容易走到菜市场，匆忙买了几样蔬菜。正在交款时，忽然听到身边的一位顾客说她有点发烧，她家的小狗也发烧咳嗽，吓得我连收款员找给我的零钱都没敢拿，匆忙走出菜店。这时，我忽然想起手里提着的蔬菜刚才就放在那位发烧的顾客面前，于是又急忙把手里的蔬菜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里，只提着刚买的米面和药品回到家。

没有心思做午饭，什么都没吃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后出了一身汗，头发都湿透了。朦朦胧胧记得梦中树上的马蜂窝不知被谁碰了一下，马蜂一下子都钻出来，漫天飞舞。忽然间有几只钻进了我的衣服里，路边电线杆上挂满了广播喇叭，就像当“知青”在农场时一样不停地广播，告诉人们多往自己身上喷药就不会被马蜂螫着。可是哪儿都找不到药水，急得我直出汗。路上值勤的警察也在忙着指挥马蜂，有的还被马蜂蜇死了，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排着队来给警察献花……

这时，我也好像被马蜂螫了一样，浑身又扎又麻的不舒服。头也有些晕，一量血压竟比平时高出了30多，体温也超过了37度。看看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我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本来由于多年做文字工作，已有些神经衰弱，工作中不公平的事情又多一些，何况只有高中文化的新领导又处处刁难，我按程序评上高级记者职称后相关政策待遇一直不给落实，因此退休年龄也得提前。几十年独身一人，没有工作干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因此心情一直不太好。加之又闹“非典”，于是有些撑不下去了。一天早晨醒来，头脑里忽然出现了林黛玉抑郁而死的情景。这样下去我会不会也要抑郁呢？我想，不如趁早找点药吃下算了。

自从产生这样的念头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早点结束这一切。与之前那个风光体面的银行新闻处长相比判若两人。心想：那些中央媒体的记者朋友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变成这样，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