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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气场（第2页）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敢于自沉，令人佩服。无论怎样说，一个人敢于自杀，是有勇气的行为。图为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的塑像。

像王国维，像王国维最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如此在意名节的人，嗣后多少年来，也真是颇为少见了。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兼差，为他所领的民国政府的一份薪俸，而深感不安，仅此一节，至少还能见到“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一点影子。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虽然仍以孤竹君后代的狷介著称，但一级教授的工资，倒是照单全收的，这大概就是时代的进步了。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很少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入昆明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看来，大家都聪明起来，“观堂已随屈子去，此地空余昆明湖”，没有人这样寻短见了。

生固艰难，死亦不易，好死不如赖活着，便是生者的精神支柱。

不错，你强我弱，你要整死我，像碾死一个臭虫那么容易，但处于生死两难之中，凡懂得圆通苟且一道者，都会存活下来。这也是中国人自杀率较之外国人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中国文祸史，有多少人被皇帝砍掉脑袋，因此，自杀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习惯于被杀。现在回过头去，审时度势，1927年也就是民国十六年，并不具备足以使王国维弃世的大环境。

1月6日，京城的头面人物又拥到前门外的新民戏院，观看现代京剧《摩登伽女》。我不知道梁启超会不会对这出天竺戏感到兴趣？也不知道王国维会不会陪同前往一起观看？主演者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如果说京剧改革，此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而江青抓住这面旗帜，搞活流通样板戏招摇过市，已是四十多年后黄瓜菜都凉了的季节。那时节，尚老板着摩登露肩装，跳苏格兰舞蹈，唱时尚流行曲，令京城人耳目一新。因此，王国维于歌舞升平中忽萌厌世之意，大不可能，与当时京城的总体气氛，也太不相适应。

再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3月份，张学良强渡黄河，血战郑州。4月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4日，建都南京。4月28日，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被张作霖杀害。5月份，冯玉祥出师潼关……诸如此类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乱，已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之事，应该不至于使一介文人的王国维神经过敏，意识到危机的到来。连他的主子逊帝在天津张园，盗卖文物，吸食鸦片，照样上朝退朝，叩拜如仪。作为圣上都安之若素，那么在清华教书的这位臣下紧张个什么？这不应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典故吗？

那时，“京都怪物”辜鸿铭，拖一根辫子，给他拉车的车夫刘二也拖着同样一根辫子，成为京城一绝，出尽风头，就凭这根大清五朝的尾巴当卖点咧！此老在六国饭店开演讲会，门票五块银洋，贵得吓人，然而非常抢手。那么同样也留辫子的王国维坐在清华园里，怕树叶子落下砸破头的杞忧，简直是没来由的。

再看看当时的文化巨擘，哪一个不是在自求多福？梁启超连清华国学院院长一职，也懒得干了，索性回家当老太爷了。4月8日，鲁迅到厦门，转广州，为黄埔军人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意气风发。4月12日，胡适由西雅图乘轮船经日本回国，在船上研究《左传》，颇有所获。林语堂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秘书，此君洋文大大派上了用场。5月9日，尽管郁达夫在上海致信王映霞，表示“可以为你而死”，说白了，这不过是情书中哄哄小姐的甜言蜜语罢了，并不打算真正落实。看来，大家快活得不能再快活，自由得不能再自由，但王国维却跳进了昆明湖。

直到今天，对于他的死，仍是其说不一，各执一词。

我在书摊上还看到一部罗振玉后裔为其祖辩诬兼驳诘的书，其实这种努力也是徒劳，无论如何寻章觅句，求证索隐，也是无法改变历史公论的。当然，一家之言，录以备忘，作为学术研究，当无不可。但由此想到，所以引发出这样的歧义和争执，是由于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却并不中庸，持和合之说却很难和而合之的缘故。若是空泛的、务虚的，不落到实处的坐而论道，肯定宾主尽灌，绝对谈得拢。但是，一接触到实际，一碰到具体问题，往往便绝对、便极端、便偏颇、便不留余地，甚至不共戴天。

于是，王国维跳昆明湖，不是“殉清”，就必是“罗王交恶”；不是罗对王“翻脸逼债”，就必是为逊帝前景堪虑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地先行一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近百年来，这个死谜成了一道解不开的难题。而且我始终不解，连放一个屁，还可能由于食物消化不良、长气杆菌繁殖、肠道蠕动加剧、硫氢物质过剩等诸多原因造成。一个大活人自杀，为什么只能因为一个理由，而不能因多种因素使其非寻死不可呢？

其实王国维的遗书，按常人心态来读，就已经包含了这样两个内容：

第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第二，“我死后，当草草棺葬，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寺。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他既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忧虑，也面临着一筹莫展的现实难题。因此他跳昆明湖，“殉清”是自杀的很重要的情愫；“罗王交恶”则使他失去全部生活依托，无法应对一家老少食指生计，而不得不自杀的主要原因。若仅仅“殉清”，可早可晚，也可不殉，但“罗王交恶”，却立使他陷入绝境，不能自拔，若不死，那他活着会比死还要难看。于是，合二而一，走屈原的自沉之路。

因此这位国学大师、国文巨匠，在五月初二写的这封遗书，最后一句话，“亦必不至饿死也”，应该是大有文章的，不知为何，竟无人关注到这句相当情绪化的词句？那是一种极为负气的口吻，绝非王国维一贯行文的风格。而且“饿死”一词，也不是宿儒所惯于使用的，而是纯系百姓口语。

我不敢断定这是出自罗振玉口的威胁，但王国维在死前与他口角过、争吵过，却是事实。因为王国维是两袖清风、拙于谋生的一介文人，而罗振玉却是个在政治上有大抱负、事业上有大成就、文物考古上有大名声的庞然大物。当老板的，未必好意思拍着桌子吓唬对方：“你也不掂量掂量，你一旦失去我这靠山，难道你不担心会饿死？”但是，谁能保证，罗振玉在琉璃厂的伙计，不狐假虎威，欺侮老实人呢？

现在，已说不好罗振玉给予王国维的金钱支持究竟为多少，更难算得清楚王国维回报罗振玉的知识产权为多少，这就是王国维之死的谜底所在。不过，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也已经说得明白，分得清楚：“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公论了。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报恩、为了还债、为了平安、为了免灾、为了生计、为了糊口、为了苟活、为了脑袋，忍心将毕生研究的结晶，苦心孤诣的成果，皓首穷经的智慧，耗尽心血的作品，都隐名埋姓地奉献出去者，王国维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看到自己的骨肉，变成别人的儿子，做母亲的还得装出笑脸，做心甘情愿状，那心中受熬煎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当“右派”的二十多年里，为了摘帽，我也曾作为写作机器，讨好过那些人。虽然我写的那些应景之作、下作之文，说实在的，扔废纸篓都嫌脏。但对那些不劳而获者的憎恨、厌恶，对那些坐享其成者的鄙视、唾弃，却是所有为奴隶的母亲都会产生出来的相同感情。

于是我逐渐理解这位大师，他要是不跳昆明湖，也许就成一个永远为别人拉套的冤大头。

他“扑通”跳下去了，尽管还是缠夹不清，但至少令人生疑，仅凭这一点，就是成功。我们可以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但对这个可怜巴巴的中国人来说，除了这一条命外，他还有别的资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