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的嘴脸
——这位兴隆街大爷,是官场中会当官,会作恶,会高升,就是不会为老百姓做事的典型样板。
贾雨村在《红楼梦》一书中,是出现最早的人物,也是坚持到全书结局的最后人物。这个“假语村言”的贾雨村,和“真事隐去”的甄士隐,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置的带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
一个是人间的,实之又实;一个是天上的,玄之又玄。甄士隐一露面,很快就淡去了,直到书末才跑了出来,已是半仙之体,显然作为书的引子来用,最后的仙去,不过是无甚深意的一种了结的安排。
独这个贾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则不同了,是一个不时出现的人物。由于他在宦海里浮沉起伏,忽而默默无闻,忽而神气活现,忽而位极人臣,忽而削职为民,极其能言善道,政绩乏善可陈,道德文章会做,行止颇有劣迹。虽不赌不嫖,但贪墨成性,甚斯文儒雅,很卑鄙无耻。因此,这是一个很有社会含量,很具针砭寓意,绝对势利小人型的人物。也是官场中会当官,会作恶,会高升,就是不会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僚样板。一部二十四史中,这类官员占了大多数,有他的代表性。研究他的兴衰史,很有意义。
初读此公,有点不伦不类,很像时下一些能讲许多正确语言,但行事却令人十分摇头的大小负点责的干部一样,两面得令人不敢恭维。尤其他一出场,讲得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的一个勇士形象,与他后来为官之恶、之酷、之下作、之卑劣的反差也太强烈了,于是对曹雪芹塑造的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不禁怀疑起来。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谈到贾宝玉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时,作了一个判断:“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贾雨村听后,“罕然厉色”地曰:“非也!”然后发表了一篇声讨道学、主张人性的长篇大论,表明他是反传统观念的,具有新潮思想的人士。这哪里是后来那个拼命做官的贾雨村能说出的离经叛道语言呢?说是出自没落户子弟曹雪芹之口,还差不多。所以,读贾雨村,应该把他的这些替作者立言的部分与他的行状分离开来才顺畅的。
曹雪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来宣扬他的要理解像贾宝玉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的观点,只好借他的嘴讲了。再说,中国人当中,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者,实在太多。做妓女,立贞节牌坊;性泛滥,总一脸正经;讲清高,捞起钱没够;当隐士,常指点人间。所以,贾雨村这种两面行止,读者绝对是见怪不怪的。
在外国早期文学作品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谕道理。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被说书人代替。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需要直接讲出来的话。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这种时不时跳出来,揪着读者耳朵直接灌输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技术性用语。而西方小说里的这个说书人,基本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不同处。
于是,曹雪芹要抒发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宗旨,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其初衷。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试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唯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正统话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做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看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与“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那些情爱场面相联系;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了。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她喝喝水,润润嗓子。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是根本视而不见的。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就成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的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而不择手段者的生动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并不表现得感激涕零,说了千谢万谢以后才接受。一般来讲,要是给小人一点好处的话,小人会像狗一样摇尾巴。同样,你要不让他得到好处的话,小人也会像狗一样龇牙的。这说明那时的贾雨村,还有一份君子的矜持,不是小人。甄先生说,你就挑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但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表明他的豁达。那个叫娇杏的丫鬟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种表现,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凡小人,总是要使别人痛苦,然后,他才获得快乐。别人若不痛苦,他获得了,也未必快乐。所以,小人比别人多的是恶,缺的是善。
一个小人,一个饱读诗书的小人,一个对于圆通之术、马屁之道十分在行的小人;一个有见风使舵之明,聪明脱身之智,厚颜无耻之赖,笑里藏刀之奸,翻脸不认人之冷,杀人不眨眼之狠,什么好话都敢说而不兑现,什么坏事都敢做绝不手软的小人。这就是贾雨村从一介书生,终成浊吏的成长史、发达史、恶变史。
西哲云,久握权力,必致腐败。权力愈重,腐败愈甚,是一点也不错的。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小人手握权柄,那就必然“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能不飞黄腾达吗?
贾雨村的恶,是他做官以后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葫芦庙里的那个书生了。权力是最能使人异化的,为什么好多人一阔脸就变,甚至不过赖祖宗荫庇,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官,马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就因为手中有了点权。所以,贾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变得越恶,就不以为奇了。
一个能够涌上诗情的人,良知大概尚未泯灭。《红楼梦》开场,他在姑苏城里葫芦庙里暂栖,以卖字撰文为生,相当落魄,时值八月中秋,口占五言一律: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喝了甄士隐的两盅酒后,又口号一绝: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诗一般,比较俗气;才也一般,无甚精彩。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诗,见其诗,知其人,这是曹雪芹的本事。贾雨村这种“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感叹,也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总在期盼售出自己的写照,并不算怎么过分的。最初的贾雨村,和后来异变的贾雨村,还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