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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千古茂陵荡长风（第1页）

第十章千古茂陵荡长风

武帝功过多争论

至于如何确立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换言之，就是如何评价汉武帝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历史上对汉武帝评价的争论、及武帝成就其事业的原因等问题，也牵涉到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方法问题。

武帝去世很长时间，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对武帝时盐铁酒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讨论分成了两派，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

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夏，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的问题，对武帝的功过进行了评议。

郡臣在朝廷上进行了讨论，后来认为武帝功业盛大，祭祀时应奏庙乐。但光禄大夫夏侯胜却说：“武帝虽然有攘四夷广士开拓境域之功，然而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死）者半。又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能恢复，无德泽于民。因此，不宜为武帝立庙乐。”

夏侯胜还说，宣帝所下“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议，宜直言正论，不能苟合阿意顺旨，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其结果，夏侯胜等人被下狱。经朝臣廷议，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祭祀奏乐舞，以明威德。

《汉书·昭帝纪》赞中说武帝活动付出的代价是“天下虚耗，户口减半”。“户口减半”表明当时农民流亡人口多，夏侯胜则把“户口减半”说成“物故（死）者半”显然有夸大之处。

元帝时期，贾捐之说：“至孝武皇帝，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专卖）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

“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自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一是强调武帝时期长期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二是否定武帝时期笼盐铁、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恰是武帝“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

按这一意见，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否定武帝的历史功绩。这是人们不能完全同意的。

汉元帝同成帝时朝廷几次讨论，功劳大的汉朝皇帝可单独立宗庙受祭祖，其他仍按中国古代的昭穆制度配祭祖庙。

朝臣在讨论中公认高祖、太宗（汉文帝）应立庙受祭，至于世宗（汉武帝）则持有不同意见。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议后，朝臣再一次讨论，认为汉武帝过失太大，其庙“宜毁”。

在这种情况下，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这篇文献对如何评价武帝具有重要性，故此引证如下：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被威服）”，故称中兴。

及至幽王，大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

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霸）首。

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粤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

孝文皇帝厦以货赂，与结和亲，犹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思久矣，非一世之渐也。

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给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菇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慕北。

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抚可见。

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

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这是西汉时期从积极方面较为全面评价汉武帝的最有力的文字。它从历史角度出发，叙述了犬戎杀周幽王灭西周，东周时出现了“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危急形热；至汉朝初年匈奴壮大、南越赵佗称帝；汉朝虽屈辱求和实行和亲政策，而匈奴却一再犯边不已，诸侯王又勾结匈奴、南越试图谋反，汉中央朝廷也处在统治不稳的状态之中。

汉武帝一改这种被动受凌辱侵欺的局面，外事四夷，取得辉煌胜利，令“百蛮服从”，继而采取一系列的“定制度”“定诸侯之制”“富实百姓”的措施，所以汉武帝是一位“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功至著”的皇帝，因此为他建的宗庙“不宜毁”，而应传之万世。汉哀帝接受这一奏议，保留了武帝的宗庙。

这就是西汉时期朝廷对武帝的最后一次定位。在刘歆等人的论议的影响下，终于保住了武帝的宗庙。

明清对武帝的评价仍在争论，认为从消极方面评价少有新意，从积极方面评价却有所发展。

李贽认为，汉武反击匈奴“虽民劳财伤，骚然称费，精力已几竭矣。

盖至于易姓更主，而百姓安堵如故者，然后知其为孝武之赐而不自知也。截长补短，其利百倍，有为之功业亦大矣”。

夏燮认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外事四夷，虽当时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却换来了后世边境的安宁。这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汉武帝的活动给当时人民带来的痛苦而否定他给后世人民带来的好处。

呼韩邪单于臣服于汉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因此，武帝对后世所建树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总之，只要把汉武帝外事四夷的活动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汉武帝不仅对汉朝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一方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如果着眼于他给当时人民带来的痛苦，从“民为邦本”的观点出发，看消极方面多了，就会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若着眼于他建树的巨大历史功绩，又会忽略其消极方面。如何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汉武帝一个正当的历史地位，就成了一个问题。

虽然汉武帝有严重失误，但是他在两千多年前就为现代中国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的功绩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功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次要的，因此汉武帝所建树的巨大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