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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科技双辉煌（第1页）

第七章文化科技双辉煌

传统文化

秦始皇“焚书”，其后秦朝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这给中国传统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焚烧书籍、严禁藏书，知识、文化还如何传播与继承、发展。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针对这一形势，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时达到**，形成制度。“至秦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武帝）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刘歆在《七略》中说：“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皇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皇宫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与此同时，汉中央设置写书之官。把收集来的遗书，抄写工整，妥为收藏、保存。

汉武帝时，中央政府各有关机构在大力搜求遗书，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搜求遗书。郡国搜求遗书成绩最大的有以下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他“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

由于办法好，保护了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献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官，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其书”，“以今文读之”。

这些郡国地方政府所得遗书，全通过种种途径献给了汉中央政府。例如，献王刘德来朝献雅乐；孔安国所得孔壁之书也献给了朝廷，因适逢“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后来刘向据其书，校欧阳、夏后尚书。

汉武帝收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这就为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搜求、收藏遗书、上计的计书等资料，主要在下述三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促进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发展。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真献出，凡十八章。

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贞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

再如《周官》（《周礼》），汉武帝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合成六篇奏上。

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论语》汉初有齐、鲁两个本子，齐传二十二篇，鲁传二十篇。成帝时张禹删齐语两篇，依鲁语定为二十篇，号张侯论。

孔壁中也发现了古《论语》，与鲁语同，惟子张分为两篇，故为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作传。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语》为之作注。

总之，武帝时搜求的遗书、经籍，对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和《国语》等史书的保存、流传都有重大意义。

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的经书是用当时文字写的，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和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写的，叫古文经。此后，儒家经学就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经学研究与发展有深刻影响。

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这就是说，秦朝焚书时，各国的史记都被焚毁了，留下的独有秦记。而秦记又不载日月，且文字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

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计书、史书，对史籍的保存和史学发展贡献巨大。战国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始置太史令，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按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公，嗣成其志”。

《隋书·经籍志二》反复强调了收藏天下计书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假党之士，皆有记录。”“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记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言相埒（等）。"

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所以，《史记》虽是司马迁父子个人修的史书，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给创造的。没有汉武帝创造的条件，《史记》是无法写成的。

《史记》的出现其意义重大。首先，《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中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中国礼仪、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方面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

读《史记》，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它在增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开拓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鼓励我们开拓未来的勇气、毅力方面，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史记》开创了我国又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中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汉武帝搜求、收藏遗书和天下计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从汉初到汉武帝，搜求和收藏遗书、天下计书的活动成了汉代的一种传统。为利用这些书，就需要分类整理、校对、编订书目。成帝时因书颇散亡，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

每一书校完后，刘向都条其篇目，写出提要奏上。刘向死后，哀帝令其子刘歆继父业，总群书提要与目录，编为《七略》。所谓《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删节《七略》的基础上写成的。

这是中国家藏书的第一部分类目录学著作。它的出现，对于书籍的收藏、利用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秦朝焚书、严禁藏书，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继承汉初搜求遗书的做法，建立了一套搜求、收藏遗书的制度，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无疑起了极为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重视和积极评价。

汉武帝对礼、乐、诗、赋都很重视和倡导，“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说，礼能使人区别贵贱等差，乐可以使人目标、感情一致。这有利于维护和协调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亲疏贵贱尊卑的社会关系。

武帝倡导诗赋也有原因。他尊儒，儒家提倡诗教，《礼记·经解》: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云：“不学诗，无以言。”

古代臣下谏君主，常弓用《诗》作谏词。“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而采集民歌又可了解民间疾苦和政教得失。除这些原因之外，汉武帝倡导诗赋也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在武帝倡导下，乐府歌诗和汉赋都得到了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