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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刷新制度人气盛（第1页）

第五章刷新制度人气盛

唯才是举拓仕途

唯才是举是汉武帝选拔官吏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当上皇帝不久，于建元元年十月举行《举贤良对策》会议，严助和董仲舒就是在这次会议中选拔出来的。武帝即位伊始，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量其才能委以其任。宇内才智之士多上书言得失，企盼得武帝恩泽。其时，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

宋朝人王益之所撰《西汉年纪》主父偃、严安、徐乐也是在这时被罗致在武帝左右的。

《汉书·东方朔传》也称武帝时期“朝廷多贤材”，并称赞“武帝即招英俊，程（量计）其器能，用之如不及”。这里所说“程（量计）其器能”加以任用，就是唯才是举。

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大司马卫青去世，此前霍去病、公孙弘等人也已去世，而武帝的事业仍在开拓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武帝下了一道《求茂材异等》诏，充分反映了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政策。

诏书内容大意是：大凡有非常之功，必然要有非常之人。所以有的又狂奔而又踢人的马能日走千里，有的士人为世俗所讥议而能立功名于世。驾车不循轨辙奔驰的马，**不羁、不遵礼度的士人，也在任用之列。

因此，武帝令州郡察吏民之中有优异的可以为将相和出使绝域的等人才都要选拔上来。这一诏令中所说“驾车不循轨辙奔驰的马，不遵礼度的士人，也在任用之列”就是唯才是举。

这与曹操后来在《求贤令》所说“唯才是举”，有像陈平一类“盗嫂受金”的人也在被推举和任用之列是如出一辙的，所以说汉武帝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是实事求是之论并不是过誉之词。

太史公也对汉武帝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作过评述，“至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这里所述汉武帝即位之后，广开艺能之路，悉引百端之学，有一技之能的士人，都可为国效力，而且“绝伦超技者为右（上）”，太史公这段话是对武帝唯才是举用人政策的高度赞扬。

从提拔、任用人的年龄结构来看，有霍去病那样的年轻人，也有公孙弘那样六十岁对策入仕、八十而终的老者。武帝对一些无机遇做官的老者深表同情，了解后，也封其为官。

关于汉武帝用人的多样性、广泛性，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式儿宽传》中有所论述，其意如下：

其一，所用人才的出身职业的多样性，如有的拔于刍牧，有的擢于贾竖，有的曾为奴仆，有的出于降虏，等等。

其二，性格的多样性，有的儒雅、有的笃行、有的质直，等等。其三，特长和所担当工作的多样性，如有的定律令、有的文章好、有的滑稽、有的善于应对、有的长于历数、有的长于音律，有的长于运筹和管理经济，有的长于奉命出使绝远国度，有的能做将帅统兵打仗，有的则受命辅佐幼主，等等。各种各样有才能的人各展所长。

被选用的人中，有儒、黄老、法家、纵横、兵家、阴阳诸家，再加上武帝宠信的方术之士、卜筮之人，战国时的各家各派几乎都应有尽有了。

因此，可以说武帝的用人的特点之一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

武帝之所以如此注意选拔人才，是因为当时时代和他所要从事的事业的需要。这样一来，就难免与一些大臣发生矛盾。

有的大臣思想保守，对武帝所要开拓的事业想都不敢想，所以处处发生冲突，汲黯就是典型的一例。

《汉武故事》载：“时北伐匈奴，南诛两越，天下**。黯数谏争，乃发愤谓上日：‘陛下耻为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于事表；臣恐欲益反损，取累于千载也。’上怒，乃出黯为郡吏。黯忿愤，疽发背死，谥刚侯。”

汲黯无疑是一位忠直的臣下，其犯颜直谏的精神也是可贵的。可是，他的保守思想和武帝的进取精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是导致汲黯悲剧下场的真正原因。为了事业的成功，武帝就必须注意选拔人才，这也是唯才是举的主要原因。

汉武帝在继承西汉初期选拔官吏制度的基础上，大胆发展、锐意创新，形成了适应多种需要，多途径。多元化的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

汉武帝时的察举分贤良、孝廉、茂（秀）才异三科。汉高帝十一年（前196），高帝下求贤诏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并要求诸侯王、郡守举荐贤士大夫遣诣（至）相国府，并签署上姓名、行状、年纪。如果有贤士大夫而不举荐即所谓“有而弗言”，免职。

这份求贤诏是汉王朝最早要求举荐贤良的诏书。文帝时开始正式举贤良，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及）”。

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后于元光元年五月又诏贤良对策。元光五年复诏贤良文学。武帝以后举贤良成为定制，历昭、宣、元、成而不断。

贤良科是汉代选拔高级统治人才的途径。文帝时晁错曾应“贤良文学”之选，经策试合格后以高第任中大夫，景帝时升为御史大夫。武帝时董仲舒亦应“贤良”之选经策试为江都王相，公孙弘经此科之选最后升为丞相。

贤良一科，在皇帝策试时讨论的是重大政策方面的问题，例如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讲的是统治思想和重大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

昭帝时贤良文学参加的盐铁会议讨论的亦是重大政策问题，等等。贤良科选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贤良科选举时，先是由皇帝下诏施行，名之曰“制选”。其之所以称为“制选”，是因为皇帝关于重大制度而颁布的命令称为制书，选贤良是据皇帝之命而选举的，所以称为“制选”。

根据皇帝制书的内容，中央有关机构和王国相、郡守等地方官员再根据乡里评议，选拔出符合条件的优秀人选，这叫作“察选”。“察选”出来的人，再上报、遣送至丞相府等有关机构。

然后再由皇帝亲自策试，测试的题目是由皇帝出的政治、政策方面的问题，被测试的贤良写成文章对答，这就是对策。策如为皇帝所赏识，就可以授予官职，或再经试用而后授予官职。

举孝廉在武帝前就已存在，最初是孝廉与力田等是一同举荐的。从史籍记载来看“举孝廉”作为单独的一科，最初可能是武帝时正式开始的，《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这里说的“初令”应指最初让举孝廉的诏令，让“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说各郡与诸侯王国要分别举“孝”“廉”各一名。“孝”与“廉”是两种德行高尚、嘉美的人，举孝子为官，就是让他们做表率、标兵，优化那时的社会风尚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广教化、美风俗”“仕元元，移风易俗也”。

武帝对举孝廉非常重视，元朔元年（前128）下诏：“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至阖（全）郡而不举一人，令‘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上奏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孝廉科经武帝时的倡导推行，后来亦成定制。选上孝廉的一般在基层任职，如黄霸团察举为廉吏，由左冯翊二百石卒史补河东均输长，后又被举为廉吏“为河南太守丞”。再如赵广汉，曾因举廉吏“为阳翟令”，等等。

茂（秀）才异科为武帝时新设，设置的时间在元封五年（前106），诏书中“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即要求举荐那些有特别的才干和能力的人，包括为世俗所讥议、**不羁（不循常规、礼法）的人也在其中。

因为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和董仲舒、公孙弘等臣下相继去世，形势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有才之人，故此武帝才新设此选拔特异人才的新科。之后，再有特殊需要也举茂才，例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因“宗世毋（无）在位者”，所以“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

汉武帝在元光元年举孝廉之后曾有一道制书规定：“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