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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6 辛亥革命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第2页）

从这出发，他考察了中国这么一个“民穷财尽”的落后国家，也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利弊，严肃地提出了“经济革命一社会革命”的命题：

欧美各国二百余年以来，只晓得解决民族、民权两件事，却忘了最要紧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还是痛苦，因为大多数人不甘受这种痛苦，所以现在才有经济革命一社会革命——的事情。（《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他给“民生”下了如下定义：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

并对其历史观作出了最后的概括：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所以民生问越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

他的“平均地权”，叫“耕者有其田”，以及“节制资本”，发展物质文明的两大经济办法，正是从这出发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民生史观”，“包括一切经济主义”，这就摒弃了一切小生产者的乌托邦空想、道德说教、宗教**而走向唯物史观、只是“民生史观”未能完成这一历程。

由于从“民生”出发，他认为，“社会中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把阶级斗争说成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由此得到结论：

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民生主义））

那么，社会生理何在呢？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民生主义》）。他力主的是调和，并由此建立了他的国家学说：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数十万年矣。（《民生主义》）

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孙文学说》）。而且，“人类自入文明以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调和、互助，便能进化，固然是反对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国家之说，未免在此失足了。“天性所趋”，已是太抽象了，而进一步把政治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

因此，他一方面力主“时势造英雄”，在他的《孙文学说》中，以拿破仑和华盛顿为例，指出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夫华拿二人之于英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可另一方面，他又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前者是指有识之士，后者则指广大群众。前者是理论家或发明家，后者是实行家。

因此，他一方而号召革命“大家来作”、“唤起民众”，另一方面又视群众为不知不觉的群氓，于是，他的学说中，往往带有两重性，处于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分界线上，或者说，上半截是唯心的，下半截则不能不立足于唯物论上，所以，他强调“民生”的第一要义是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与唯物史观所重视的范围不相上下，可再往前走，却又把人看做“心之器”，国家是“人之积”，政治乃是“人群心理之现象”，便又为唯心主义的思想所束缚了。

直到晚年，他仍认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这显然是源自于他说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民生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中山先生是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吸收、改造西方的学说，在这点上，他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西方已有“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而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上述法则不一定用得上了，他有他的一片苦心。我们不可以苛求他原封不动照搬这个那个。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近代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有其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绚丽色彩。在他最后推倒了封建统治的殊勋上，这一史观的光辉就更显得灿烂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