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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皇帝王霸与元会运世（第2页）

邵雍从象数学“弥纶天地，出人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目的出发，在《皇极经世书》中，按照他所创的元会运世的时间观念，把历史史实一一排列并加以评述。为自然和人类从盛至衰的历史循环编制出一整套详尽的年谱及规律，竟“以至尊无上的姿态”宣告，这些年谱及规律，可使自然和人类的历史“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观物内篇》）。

其自然历史的元会运世如下：“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观物内篇））

这是以十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辰，一时辰三十分的数字来规定一元的时间和变化的。“一元”则代表自然史的一次生灭。首先，“天开于子”，在第一会中生天；“地辟于丑”，在第二会中生地。末了，“人生于寅”。到了“已会”，则为唐尧盛世，“午会”，便为夏商周到唐宋的盛极而衰的时期。到“戌会”，万物皆灭；“亥会”，便天地同亡。

而人类历史，则照样分为皇帝王霸四阶段。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霸）以道行力之事也。（《观物内篇》之十）

所以，三皇之世，“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五帝之世，“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三王之世，“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五伯之世，“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观物内篇））。

由此可见，他是以所谓“道、德、功、力”的伦理观念来划分“皇、帝、王、霸”的。而且，他还用春、夏、秋、冬，日、月、星、辰来譬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奇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这一来，历史便是退化的，历史演变到五代，已是一片漆黑了，得等待新的日出了。因为依他所说：“所谓皇帝王霸者，非独谓三皇、五帝，三工、五霸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以下则夷狄，夷狄则是禽兽也。”（（观物内篇》）宋代边患不已，在他看来，也应该是外族人主中原——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当然，在理论上，他仍深信“帝”之道是可以复原的，在同一篇中，他说：

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侯化之必洽，教之必沃，民之情始可以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观物内篇））

然而，他只看到“命世之人”的历史作用，所以又悲观失望，慨叹道：

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作，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难乎。人之难，不其然乎。

治世少，乱世多，君子少，小人多。

他与懦家差不多，仍以纲常伦理能否维持来作为治乱因革的标准：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甘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舌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伦者也。（《观物内篇》之九）

这便是“后儒社会”与儒家正统的“血肉联系”，是人伦、是仁义，“仁”与“不仁”，则成了王朝兴废、历史演变的关键。下面几段话，充满了“仁政”思想及义利之辨：

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夫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移也。（（观物内篇）之八）

夫好生者，生之德也；好杀者，死之徒也，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恶而已。（《观物内篇》之六）

邵雍鉴于王朝兴废的教训，感到空谈是无法“回天”的，并由此力主“务实”，这是与儒家传统有所不同了，他说：

夫天下将治，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观物内篇》之七）由此，他提出了“权”与“变”的观点：

“夫变也者，是天生万物之谓也；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因为，“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功，五伯同术而异率。”“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观物内篇》之四）

纵然他苦心独运，竭力蝉思，自宋而来的“颓波”，却绝非他所能力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

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由乱而亡，况其不盛于汉唐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嗯！二道时行，何故治世少而乱借多耳时君子少而小人多那？曰：岂不如阳一而阴二乎！（《观物内篇》之九）

其实，明眼人一下就能看明白，他所坚持的历史观、皇权专制，在此时已在中国走下坡路了。只是由于道学或理学，才使其作为“植物人”而勉强生存下来，但近千年的“后儒社会”，从此没了生气，为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