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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天放的时代 越名教而任自然与无君论（第2页）

他猛烈地抨击名教礼法：“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损性忘躯”。“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谁拙，藏智自神。”

他的“无”便是“至人”之旨：“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这闪耀出个性解放的光彩！

他的好友，与他共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秘康，则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还“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了“名教罪人”，最后死于“名教”的刀下。他是位出色的诗人、散文家、也是位杰出的哲学家。

他不像王弼一样，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尖锐地揭露了名教的虚伪，用辛辣的文笔，揭露了“名教之士”们狡诈奸滑的嘴脸：

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渴智谋国，不吝灰沉。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位其君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藏》）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般让礼法名教给弄糟了。发表名教便就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是人类社会一切伪善、奸诈、阴狠的集大成，名教绝不合于自然，而是“自然之情”被破坏的结果，是“大道陵迟”的末世产物：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养教；故六经纷措，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鹜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

“名教之士”鼓吹“《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其实是为的升官人仕，“服膺其言，以为荣华”，对此，秘康更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骂得痛快淋漓，并进一步加以揭露：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自然好学论》）

就人的本性而言，这是与名教格格不人的：

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遥则其志从。

所以，以人的本性，就会：

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枢，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难自然好学论》）

那么，历史的出路何在？人类该如何选择自身前进的道路呢？

在此，秘康提出了一个千古仍发聋振碳的口号——“越名教而任自然”！

人们尽可以说它只是“空谈”，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响亮的口号，是对业已视为“天经地义”的礼法名教的一个有力的挑战，是中国古代追求自由解放的人的呐喊！

稍后一点的鲍敬言，在历史观上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君的思想，虽然他的著述《无君论》已湮没散逸，但其思想光辉仍照耀千古。他是继阮籍、裕康之后，又一次对宗法社会的伟大的反叛。

儒家的伦理史观，把天尊地卑视为人的参照系统，为人吃人的宗法社会提供理论根据。鲍敬言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承柔刚以率性，随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抱朴子》）

宗法社会的等级关系是人为而非天意：

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作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且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抱朴子））

他在这里否定了“民”生来则由“君”役使的论调，“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

他充分地揭露了“人君”之害：

王赫斯怒，陈师鞠族，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栖丹野，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基骨于外，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

所以，人君是祸，有人君必有祸害。犹如“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撮坯，障之以指掌”，亦无济于事。惟有彻底否定人君的存在，人类的历史才可发展。

在此，鲍敬言托之“囊古”，拿出了他历史发展的模式，表达了一个“无君无臣”的思想。

身无在公之役，家无愉调之费，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则不相兼并，如是，安得聚敛以夺民财。

也就是说，无君无臣，“不聚金”、“不敛民”，没有摇役赋税及兼并豪夺。

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家刑之教，民莫之犯，如是安得严刑以为坑阶。

这就是一个没有战争，“本无军族”、“不战不戎”的社会。

“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脯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其意即是不要礼法名教、三坟五典等束缚人个性的思想枷锁。

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扮不流，民获者终。

这又是陶渊明的千古绝唱《桃花源记》的另一种写法了。

陶渊明出生在鲍敬言之后，当然有可能读到鲍敬言的《无君论》。他的《桃花源记》及诗歌，不少脱胎于老庄的著作，也有鲍敬言的思想：“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廉王税”。均可从上文找到影子。

魏晋玄学中，有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但在历史观上，由于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必然导致对传统的一次全面的、大胆的反叛，它摧毁了伦理史观的统治地位。“无君论”，有人说是玄学本体论之外的异端思想，其实并不尽然。我们从阮籍说的“无君无臣”、秘康的“轻贱唐虞而笑大禹”这一脉络上看，鲍敬言也无非是玄学内部一个“思想新颖”的异端而已，是玄学内部不同于王弼——郭象路线的另一条路线的延伸与发展。

对玄学采取绝对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均是不对的。它不过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轨迹。本体论的历史观，对伦理史观是一个否定，也是史观上的一大进步。这里说的，仅仅是这一历史观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