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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孔孟 历史与伦理秩序同构（第2页）

所以，这种“礼”，便就是纲常伦理的秩序，把它说成是“天”的属性，是不可变易的，是维护业己形成的伦理社会的“千年不易”的绝对统治，君主如父执高踞于儿臣之上，祖先若神灵更是不可悖逆。

就是这种“礼”，从历史与现实给人们加以纵的、横的种种束缚，剥夺了人们一厘一毫的自由气息。处处都有高墙——这比有形的高墙更加威严，更加无所不在。所以，他才在（论语·子张》中借子夏之语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人可也。”

这便是“臣服为虏”的“大德”了！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人的七情六欲是有悖于“礼”的，处在高墙之内，自然无法向“物”伸手。“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孔子说得这么自信，不正是说的在这种伦常秩序下足可以控制住无数的追随者或奴隶么？他是君子，自然会有儿臣“邻”之。“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这更是这种伦常的继续，你立大功又何足道，不如当一个拍马屁的忠顺的奴才——想想，几千年来，自孔孟至今，这种“上赏”不是处处可见么？

一个强调“礼”的社会，如不是在物质财富已经非常富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让位于对美的追求之际，那么，这个“礼”，无非是维护“尊尊亲亲、上上下下”的秩序不变的一个漂亮的谎言。愈鼓吹“礼”，就证明其上层的特权愈在膨胀，愈在坚持其宗法、伦理和血缘社会的基础——极权统治、专制主义、划一的不可选择的强迫意志等等。“礼”的保守性、传统力量之重，没有谁不深深感受到。所谓“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得以道德的沦落为代价”，便是这个道理。什么“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恰巧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表现，用不着对此忧心忡忡、狂叫乱喊。以“礼”杀人，便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每当“礼”的呼声骤起之际，必定是变革受挫、百姓遭难、舆论窒息、社会倒退的时候。统治者恰巧在这“礼”之下重新巩固了他的专制极权。

这便是“礼治”，是孔子的“礼治”的本来面目。

这位鼓吹“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的孔子，也便常常露出其狰狞的面目，一旦听到民变，他便决不犹豫，极力主张“杀之！尽杀之”！凶狠之至。当他听到郑国的子大叔“尽杀蓬符之盗”的消息时，便大加赞赏，潇潇洒洒，振振有词地发表一番宏论：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一句话，民便是他“宽猛相挤”的掌中人物。这也就是“礼治”。

他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同样是“礼治”主张的结果，于是便有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复辟狂的叫嚣。

所以，他对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也便是立足于不易的伦常秩序之上，变是为了不至于失常，得执常以应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便有了“中庸之道”，搞折中、调和，而折中、调和的结果，必然是恢复旧秩序、旧道德。所以，他屡屡告诫：“过犹不及。”故不可“过”。还说了不少“君子无所争”（《为政》）的话，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曾子语）。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纷争，不走极端，全能包涵下来，以达到缓和。但他始终不离他的宗旨。“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学而》），离开了“礼治”，是断然不可允许的！一位多么有原则性的老头子——我又用“老头子”这个作为“历史”的代名词了！

因此，他认为历史的三代之变，是可以推导至百世的：

殷因于夏礼，所领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正是“执常以应变”，才可能“损益有知”，百世之后也还是不会“失常”的。虽然后世对前代的礼制有所改变，但其本质不变，才有三代相“因”。

这种“损益有知”，与他的“何必改作”，正是相一致、相协调的，是基于历史与伦理的统一不变的观点上面的。总的来说，这一段的历史观，由自然演化至伦理，历史与伦理之间的矛盾尚未有较大的显现。他的史观，则是符合当时及其后相当长一段历史的发展的。他寻求的是历史与伦理的一致，历史与伦理之不变。

平心而论，孔子的历史观里，也仍旧有不少带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正是伦理，史观脱胎于自然史观之独立的地方。

首先，在于教育。他认为教育的本身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一思想在西方到了17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来。正因为这样，孔子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也还是公允的。不管他教的是什么，教出的人才如何，但他毕竞是最早看到教育的作用的。

自然，他的教育也脱离不了“礼治”的要旨，教育是为了“礼治”，为了历史、社会发展的本身。所以，他将教育的内容分为四科，为首的则是“德行”：

德行：颜渊、阂子鸯、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有“德行”者，从政可当“大臣”，传道能为“大师”。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语言”，指的是外交人才；“政事”，才是军事、财经之类；“文学”，也仅止于“传经”的经师。他教育的目的，便是首要于“礼”，为统治者培养治国的人才，以推行“先王之道”，以求得“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

因此，他的学生子夏一语道破：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大家都往仕途上挤，以当官为最终目的。

不过，孔子早已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他的教育只是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决不是广义的“有教无类”。本来，“惟小人与女子难养矣”，这些人连养都不够格，何况教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所以，对于“下”等人则根本谈不上“学”，而只是奴役罢了。

他提倡“学而知之”，这在历史发展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积极意义又被他自己阉割，窒息于“生而知之”的天才观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中，其消极作用便由此产生了。这与他主张“不变”的伦理史观是相吻合的。

关于他的教育功能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过他的这一套理论，是从伦理史观上来的，从“礼治”上来的。“礼治”是本。

从这一套理论，再引出伦理史观中的英雄史观，更是顺理成章了。

一方面，从礼的规范来说，只有先人才能引导后人，只有上才能治下，惟有父方可训子，因此，历史是帝王所创造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么？秩序是“天”下来的，由君来维持，历史只能由英雄来写，一部中国史岂非帝王将相的兴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