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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以自然为蓝本及五德终始（第2页）

（《象辞·恒》）

《易传》中最早提出“道”与“器”这一范畴，是颇有见识的，《系辞上传》十二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可它最后却归结为“器变而道不变”，从天地、乾坤，到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皆不可变。所谓变，只是自然界中的四时交替，冬去春来，历史的发展也是“无往不复”。“一阖一阴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传·十一章》）。这便又坠入到循环论之中了。

以自然缓慢之变来“监制”历史之变，岂不把飞速发展的历史变成老牛拉破车式的前进么？虽说是前进，但却分明在减速，所以，其之前进，也是极端消极了。从一开始，中国的史观便决定了这一可悲的选择，历史的滞后力量太沉重了。自然的涵盖，也就成了封闭，（周易）便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历史循环论，是自自然史观而起，这是毫无疑义的。

西方也有循环论，但如此紧密地与历史、与政治伦理相关，则较少见。如希腊赫拉克利特也有个循环模式：“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成为“四素循环说”，可这是自然哲学。柏拉图的“政体循环论”，却与自然无半点关联。

我们的“五行”，与希腊的“四元素”也儿乎一致。这便是与《易经》几乎同时的《洪范》中提出来的。相传是武王克殷后，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便讲出了“五行”的道理。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猪。

可他却把“五行”引申到人事、历史上了。

他把“五行”附会到“五事”，即与人貌、人言、人视、人听、人思一回事。又由“五事”引人“八政”，即八种官职，还由“五事”引入“五纪”，即纪灾变。人君“五事”得正，则“五纪”不失矣。

邹衍有其“五德终始”的循环论：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坟大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徒于土。（《吕氏春秋·应同》）

他把古代的历史说成是从“土德”开始，最后又回到了“土德”的阶段，就同自然界春秋代序一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历史便是如此循环往复。这也许是朝代更替的一种直观表述。

其根源，恐怕正是“天人感应”了。他说过，“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认为大自然与作为“第二自然”的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所以，改朝换代，便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大自然必有某一现象作为“一德”的象征显露出来。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也许，这正是够纯正的“自然史观”了。社会与自然没有质的区别。

对此，司马迁的见解倒是人木三分的：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迁阿饮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封禅书》）

其“五德说”已堕落为方士修仙之术，讲“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了。

这也是自然史观的一个归宿。不过，日后其影响仍为之不绝，“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以此证明秦得天下是合“五德之运”。秦亡汉兴，也说成是土当克水，因秦以水克火（周），“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史记·封禅书》）可见其影响之久。包括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史沦，仍有它的广泛的影响。

《易传》一唱三叹的“终则有始”（《恒·象传》）的历史循环论，实则是讲的“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象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恒·象传》）“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把“不变”当做了根本的原则，也就窒息了自然史观中的辩证因素，这就不难理解会有个“五德始终”的形而上学的归宿。自然，包括庄子在内，也有某种循环论的文字，但毕竟与此不可类比了。

“易者，不易也”。一语道破了整个自然史观的症结。

但历史并不就此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