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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第2页）

历史的循环、事物的循环，一直到心的循环，到头来便是“不易”。对于循环圈内来说，这自然是绝对的封闭了。

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或权力神化，便是伦理观发展成的实用理性的必然结果。所以，宋代科学本可有长足的发展，却也被压迫、浓缩人了内向的伦理心学之中。惟有当官、抓权，才是出路，“为学”不离从政，“学而优则仕”，从而限制了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冲破神学侄桔，经济上也日趋繁荣之际，确是巨大的历史悲剧。从此，中国便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后退下去了。

大文豪雨果不无辛辣地指出：

像印别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笑面人》）

鲁迅所说的，也许人已早知，他说：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于是，外国反而靠罗盘引路，用枪炮轰开了发明罗盘与火药的天朝帝国。说起来，该多令人心酸。

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也算是颇有见识的王夫之。也视当日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不足以当我们祖先一笑，不如我们古人通达、明理，说地图之说并非西方所有，而是误解了中国的浑天之说附会出来，关于望远镜，他更说：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行北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微，……苏子瞻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元泽有云：“抹妹而累之，至两必差。”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骇者，可叹也。（《思问录外篇》）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光以狭隘的民族感是不足以解释的。他认为，科技再发达，也不过是小慧，是末，而我们讲的是本，是道。这便是思维方式、历史观念的根本不同。

然而，正是王夫之，本着“理依于气”的自然史观，进而提出了“理依于势”的近乎历史主义的观点。他不认为在历史发展之外有什么“天理”、“神意”、“道统”来作主宰，而主张“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过程，“理”为体现出来的规律性，两者统一在一起，“得理自然成势”，反过来“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思问录外篇》）。

王夫之还进一步说：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时有未至，不能先焉。追其气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读通鉴论》卷三·武帝）

所以，秦始皇搞郡君制，是从“私天下”的动机出发，做了符合“大公”的好事，“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名微而众寡”的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足够奸臣了，行霸道而悖仁政，可“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这样，王夫之已经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与伦理之间并不能划一的问题，对既往的伦理史观进行了“修正”。但是，中国历史向他提出的问题，与他所能作出的回答只可能是一致的，他只能极力调和历史与伦理之间的矛盾，绝不可能上升到以历史统摄伦理的新高度，从而又窒息掉了他火花一闪似的思想。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因说，“天理寓于人欲”的社会发展观，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可最终仍脱不了伦理的约束，摆脱不开理学的框架，不但没找到真正的出路，反而仍自觉地、明确地维护着它们。“内圣外王之道”仍是一脉相承下来了。以“理”拒绝了一切，即融合了势，又抹煞了个体。这种抹煞，不再是强迫，而是以“个性自觉”来无条件放弃个人权利而实现的。于是，这种异化，又一次走向了新的峰值。从程朱到王夫之，也都无一不主情以义制利，以理灭欲，用理性道德去扑灭感情本能。

中国士大夫一千年来的可悲，就在于对这种等级之礼的伦理观的自觉服从与维护，从而形成极为牢固的依附心理。“内圣”用之于他们，便是潜移默化成的“孔颜人格”——奴才意识，将自发本能导向道德行为，感性冲动归之于理性规范。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于纲常的秩序之中，甸甸于帝王的权势之下，以谋求其“名位”，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学而优则仕”——全驱赶于做官的狭道上，只做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的“学问”，至于科技不屑一顾；文学艺术更是下九流了。当官便是一切——也确实有一切，一个皇权至上的官僚社会，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只要不去“冲天”，做皇帝梦。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多少可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狭隘性，也多少正证明士大夫对于宗法社会所能起到的“互补”作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古之遗训，算是把他们说死火了。他们不曾有过自己的独立性，永远只能作人身依附，不做隐士便是奴才。

自宋代以来，知识分子抬出来的诸葛亮，便是他们的理想人物，也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应帝王”、“作宰辅”的样板。

从诸葛亮，我们再去看民间兴起的“文庙”与“武庙”，不又可以看到，文庙祭的是孔子，自然是“仁”的象征，而武庙祭的是关帝，不就是“义”的代表么？“仁义”二者之多，连任何帝王的庙宇都无法相比。这岂不是被神化了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么？圣人，自是高于帝王的。

而这，也是自宋代开始。

所谓“理学”，在伦理思想上吸收了一定的佛教哲学，把个人的修行变为个体的道德自觉，借“月印万川”来构造了新的理论体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伦理观赋予了神学的性质，“明天理灭人欲”，则成了一种准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当西方正从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中挣脱出来之际，我们却在精心构置出了准神学的统治，进人了准中世纪。思想的统治便是这种道德神学了，偶像便是文武二圣——孔子和关帝。

连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观念，带上极浓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为“真命天子”，天下未打下来，便早早称上皇帝，并且为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开始了内让，为个人的神化而大造舆论。中国的农民，没了皇帝便过不了日子，动不动便得靠“金口玉牙”作公断，指望青天……等等，正是一种丧失历史意识、丧失独立意志的“自在”，走向反面便是暴民意识。所以，一乱一治，古代哲人便也仅把“乱”当做一种维持平衡的过渡。而自宋之后，大一统的局面更稳固，也用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观了。

这种“理学”带来的历史性大灾难，不独从戴震所说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漫漫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可看出来，在两次落后民族人侵，君臣们束手无策，只待“尽忠”，最后沦为异族的奴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说，这是一门制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的迁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手足无措。所以，它也是一种“内耗”的学问。

无疑，这是历史的反动。

作为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的这一理学，在“五四”时期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无情的揭露的。但是，当时只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而缺乏历史的科学态度，所以，它潜伏屈曲了一阵之后，一有机会，便又东山再起了。人们不难看见，为何“文革”中的宗教迷狂，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顶点——虽然只在历史的一瞬间，而当日“太平天国”里的极权专制、惟我独尊、平均主义、暴民意识……等等，又如何以异乎寻常的神速复活，差点窒息了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生机。历史不那么简单，否定之否定也绝不是某种不变的程序，它的显性因子何时出现，自有其规律。“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为何从内部遭到了颠覆，对不少人来说，仍一无所知，实属可悲。

试回忆一下当日的口号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资本主义正点”等等，不正浸透了理学的观念乃至于历史意识么？茶毒我们民族，在宋明间被完成的理学，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历史已提出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