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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时候（第1页）

多纳特律师的办公室，位于柏林米特区一栋不起眼的四层楼房的第三层。窗户朝北，常年不见直射阳光。门牌上的铜字已经缺了一笔，写着“RA。DONAT”（律师多纳特）的“O”字母中间那一横掉了，看起来像“R。A。DNAT”，就和充满编号的三十年代一样，律师的名字，只会是一个代号。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那是当时拥有拥有世界上素质最高的法律人群体的地方。在那里古老的大陆法系得到延续，法院体系独立，律师可以代理政治案件，法庭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伟大的律师，汉斯·利滕曾在1931年传唤希特勒出庭作证，他对希特勒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交叉质证，利用戈培尔鼓吹暴力的小册子，让希特勒当庭自相矛盾、丑态百出。

你知道你的冲锋队员，正在街头杀人吗？

你宣传的“暴力革命”与你宣扬的的“合法夺权”理论，要如何自洽？

你下令过多少次，暴力行动。

利滕问完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法庭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希特勒的脸色发白，手指在桌面上不停地敲，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动物在数栏杆。原来，那个巧舌如簧的元首，也曾瞠目结舌。

那是1931年5月8日。

多纳特坐在他那张朝北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案卷，边角已经被翻得有些翘起。窗帘拉着，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他有一张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多看两眼的、几乎美得不真实的脸：头发是那种很浅的金色，在无色的天光里几乎泛着光芒；他的颧骨高而窄，鼻梁像少女峰，高挺，嘴唇薄，但轮廓清晰，不笑的时候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他的眼睛是一种青色，像极了仲夏夜之梦里，精灵帕克居住的那片森林，神秘，而又美丽。于是，这使人，在逆光里几乎看不出他瞳孔的边界，让人觉得他好像永远在看着你身后某处的什么东西。像是施密特笔下英俊的俄尔普斯。他英俊，年轻，充满理想与光芒，但那是曾经的他了。或许现在的他，还目光坚定，对于人类的命运深怀同情，但这世间的一切，大抵是无法让他狂喜的。

他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不快，也不慢。但每两步之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停顿，走路的那个人，大概还在想些别的事情。

多纳特没有抬头。他把案卷翻了一页，等着。

敲门声。三下，停顿，两下。

“进来。”

戴维斯先生推开门，侧身挤了进来。他今天没有穿那件浅灰色的英伦西装，而是换了一件深色的旧大衣，适合在中午的柏林街头走动。他的帽子拿在手里，头发被帽子压出了一圈印记。戴维斯的身形比多纳特宽厚一些，眉骨高，下巴厚实，戴着的一副银框眼镜在灰光里反着两小片暗芒。他的黑发里已经夹了不少白丝，比多纳特上次见到他时更密了。以及，左侧额角被烧伤的痕迹。这让多纳特的记忆，莫名的回到了那场大火。

“戴维斯，你来了？”多纳特放下手中的案卷。看着那个绅士。

他的声音并不高，带着一种惯常的、几乎像自言自语的低沉，就同在法庭上陈述意见时用惯了的音量一样，一种克制的，类似于播报员的严肃。

“多纳特先生，好久不见。”戴维斯把帽子放在门边的柜子上，走到办公桌前，拉开那把椅子坐下。椅面发出一声受压的吱呀，像是很久没有被人坐过了。“你知道的，非必要，我也不想来这儿。”

律师笑了，“你这样说的，好像我的律所很欢迎你似得。戴维斯，你还是太爱开玩笑了。”

“我的一位朋友，需要你的辩护。”

“你的，朋友——”律师将音调刻意地拉长，“据我所知，前档案处处长，应该是一个处处为敌的人，你的朋友？我不喜欢，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很多时候，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他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我的朋友，一个开杂货店太太，我很赞成你对于法律的看法。但这很危险。也很理性。”

“索恩先生，从来不会这么啰嗦。”多纳特起身，他有些不耐烦。

“帮助我，帮助她，也许你能见到那个人。”戴维斯先生笑了，他点燃了刚从口袋里拿起的雪茄，吞云吐雾，多纳特看不清他的脸。

我不喜欢自己，置于危险的处境。

多纳特在心里喃喃道。

“戴维斯。”他说，没有回头，“你知道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