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的手缩了回来。
她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是冷,是抖。从骨头里面往外抖,抖得牙齿打颤,抖得手指头都伸不直。她把砖头扔了,砖头落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像一个句号。
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坐了多久。月光从头顶上照下来,照在她身上,照在那个男人的身上,照在那块沾了血的砖头上。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晚上——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水渠边上,月亮大得像假的,陆砚握着她的手,在她掌心里写了一个“禾”字。
一笔一划,写得慢慢的。
那个晚上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
她慢慢地站起来,把被撕烂的衣服拢了拢,系好扣子。衣服破了一大块,遮不住里面的皮肤,她就用手攥着。她把鞋找回来穿上。她站在那个门洞里,看着地上那个不再动的男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她没有跑。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平时收工回去一样。走过巷口,走过大路,走过路灯,走过已经关了门的杂货铺。走到那间小屋子的门口,她推开门,走进去,把门关上。
她坐在床上,坐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马大姐发现阿禾没有来上班。
她到后面的小屋子来找,敲门没有人应,推门进去,看见阿禾坐在床上,身上披着那件旧军大衣,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出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像是看不见她。
“阿禾?阿禾你怎么了?”
阿禾没有说话。
马大姐看见了她衣服上的血。不是那个男人的血,是她自己的——她的胳膊上、手上、胸口上,全是擦伤和淤青。马大姐是过来人,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哪个遭天杀的——”马大姐骂了一半,停住了。她看见阿禾的手——两只手攥在一起,指头绞着指头,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污渍,不像是泥,像是干了的血。
“阿禾,”马大姐蹲下来,声音压低了,“你告诉大姐,出什么事了?”
阿禾没有说话。
马大姐又看了看她的衣服——那件蓝布褂子,扣子系得不对,上下扣错了位,领口歪到了一边。马大姐伸手帮她把扣子重新系好,手指碰到阿禾的脖子,凉的,凉得像一块铁。
“他死了。”阿禾忽然开口了。
马大姐的手停住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阿禾的声音不大,平平的,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用砖头砸的。砸了好几下。他不动了。”
马大姐的脸一下子白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蹲下来,抓住阿禾的肩膀。
“阿禾,你听大姐说,”马大姐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得像是怕被隔壁听到,“这件事,你谁也不能说。你听见没有?谁也不能说。”
阿禾抬起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没有泪,也没有光,像是两口干枯了的井。
“你要是说了,你就完了,”马大姐说,“你听大姐的,你出了这个事,你不是故意的,你是没办法。但你要是说了,公安不会听你解释的。你一个外地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工作单位,你说你被人欺负了,谁信你?他死了,你活着,你说不清楚的。”
阿禾没有说话。
“你走吧,”马大姐说,“现在就走。离开平城,去哪儿都行,别在这儿待了。大姐帮你收拾东西。”
马大姐动手帮她把那几件破衣服塞进包袱里,把那封快要碎了的信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最里层。又把孙老头给的护身符从床头取下来,塞进她怀里。她把包袱系好,塞到阿禾手里,又从兜里掏出几块钱,塞进阿禾的手心。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阿禾攥着那几块钱,站在门口,看了看马大姐。她想说谢谢,但她张不开嘴。她的嘴像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了,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走吧,”马大姐推了她一把,“快走。”